揭秘:周恩来险些被谁取代？毛泽东因谁怒斥周恩来【4】

　　1955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就在这之后，叶子龙随毛泽东去了广东。从广东返回时，叶子龙回了一趟湖南浏阳老家。

　　毛泽东从他的稿费中拿出 300元钱，给叶子龙做探亲补贴。桑梓的乡亲见到久别的故人，分外热情。他们向叶子龙介绍了家乡的变化，诉说了眼下稼穑和生活的情形，使叶子龙对农村的变迁生出良多感触。

　　回到北京后，叶子龙把在家乡的所见所闻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看出，毛泽东对他讲的内容很感兴趣。从那以后，毛泽东身边的人再回家探亲，毛泽东便嘱咐他们要兼搞调查研究，渐渐地形成了制度。康一民、李银桥、孙勇等回家，毛泽东都要他们去做调查，而且每次毛泽东都要从他的稿费里拿出一部分钱，给搞调查的人。

　　重视调查研究，是毛泽东的一贯作风。在他青年时期，在井冈山时期，直到解放战争时期都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他每年都要到各地走一走。后来，中央从保证领袖的安全出发，制定了一些保安规章，使得他接近群众不像当年那么方便了，但他还是千方百计设法听取到来自最基层、来自最普通的群众的声音。让身边的人利用回家探亲时，兼搞调查研究并向他汇报，就是一个新渠道。

　　1960年毛泽东 67岁寿辰前夕，他把身边工作的九位同志召到一起，共进午餐。他随兴致所至，追溯起早期从事革命的历历往事，道出了他之所以注重调查研究最深厚的根由。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基于多年的与社会底层的接触和调查，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因而对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依靠力量，有了清晰的认识；并目睹了因不了解中国国情、缺乏清晰认识导致的右倾路线给中共带来的血的教训。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同样是基于调查研究，毛泽东形成了正确的中国革命方式、道路、战略观；并再次感受到因对中国革命环境和现状隔膜而几度出现的“左倾”路线，使中共蒙受的惨重损失。

　　然而毛泽东的正确认识，却受到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负责人的打击和压制，被撤了职，“两三年一个鬼都不上门”，还被戴上许多帽子。他们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城市里才能出马列主义。而毛泽东认为他恰恰是因为从城市走进了山沟、乡村，多了一番调查研究，才找到了中国革命胜利之途。听了毛泽东的回顾，叶子龙更理解了毛泽东为什么把调查研究看得那么重，以至提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论点。

　　那顿饭吃了两个小时，主要是听毛泽东抚今追昔。饭吃完了，可毛泽东的心情却没有平静。当晚，毛泽东又给参加吃饭的人写了一封信，要他们全都下到基层去，说是锻炼，但同时要他们每周写文字汇报， 3个月后回京当面汇报，反映情况。这也就等于了解民情，调查研究。

　　“那么您下去了吗？”“当然下去了。我去的是许昌地区，虽说还不是最艰苦、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但生活依然相当艰苦。吃的是棒子面、红薯叶子掺和在一起的窝头或饼子，就这还吃不饱，刚 3个月，我的皮带就缩进去五 5个眼，差不多有 5寸。”

　　每天与社员同劳动，种庄稼、施肥，自己砍柴、做饭。这样的生活，使叶子龙常常回忆起转战陕北，和毛泽东一起吃黑豆，甚至吃马料的艰苦岁月。这种锻炼、这种了解民情的方式，对党和政府那些日常坐机关的干部来说，实在是十分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