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何将杨匏安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楷模？【2】

二、上海诀别

1926年冬，周恩来离开广州，先后在上海领导了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在南昌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失败后，周恩来在上海参加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书记。

杨匏安1927年3月离广州赴武汉，参加了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五大首次设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杨匏安当选为中央监委副主席，是10位中央监委会成员之一。大革命失败后，杨匏安以中央监委委员的身份参加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后运用他的影响，协助广东的党组织为接应南昌起义部队做了统战方面的工作。11月，“左”倾错误影响下的党中央以杨匏安参与“第三党”活动问题撤销了他中央监委委员的职务，还给予他留党察看的处分。所谓“第三党”，是大革命失败后，由以邓演达为代表的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国民党左派，和以谭平山为代表的从共产党游离出来的一些人士组成的。他们一面反对蒋介石的投降帝国主义，一面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革命和土地革命。杨匏安被“左”倾领导者怀疑参加了“第三党”。其实，他不仅没有参加过，还写过一篇《所谓“第三党”》的文章，对其进行剖析和批评。文章指出“第三党”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最终他仅因被怀疑便受到错误处理。杨匏安没有怨言也没有消沉，奉命出国前往南洋，在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开展中国共产党委派给他的工作，至1929年年初回到上海。

中共中央安排杨匏安参加党报、党刊的编辑出版工作。杨匏安毫不计较职务高低，不仅圆满完成了有关《红旗报》和福明印刷所的任务，还主动在文化、出版界做了许多工作。一方面参加进步文化社团，团结了不少倾向革命的文化人，另一方面编撰了《西洋史要》这部具有开拓意义的世界史专著，影响了众多青年读者。但作为一个忠诚的老党员，无端所受的处分仍是他背负的沉重负担，他极盼党中央能够重新审查自己的“问题”。考虑再三，杨匏安通过潘汉年，向中共中央反映了自己的要求。

周恩来与杨匏安相知甚深，尽管杨匏安受到严厉处分，周恩来依旧在内心深处敬重杨匏安。一接到潘汉年的报告，周恩来就专程来到杨匏安家，了解杨匏安的想法，征求他对当前党的工作的意见。两人见面后，杨匏安没有多谈自己，只是诚恳地说：“我这个受到迫害的老同志，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平反呢？”由于党中央尚未就前一阶段的处分决定作出新的结论，故而周恩来无法正面回答杨匏安的问题，只能肯定杨匏安在党报、党刊编辑出版工作方面，特别是在文化战线上为党所作的贡献。杨匏安针对当时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的论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创造社和太阳社这两个革命文学团体，与鲁迅不睦，双方激烈的、伤感情的论战持续不休，这对党的工作极其不利。杨匏安向周恩来建议：“要想在文化方面结成统一战线，必须停止对鲁迅先生的围攻。”周恩来高度重视杨匏安关于团结鲁迅的意见，随即过问了这个问题，上海进步文化界之间的剧烈论战，不久后就停止了。

1930年年初，杨匏安因党的印刷机构遭破获而被捕。周恩来闻讯，冒险到杨匏安家看望杨匏安的亲属，带去了党组织的关怀。杨匏安的母亲陈智感动地说：“这么危险，就别来看我了！”周恩来表示：将会设法全力营救杨匏安。周恩来得知杨匏安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通过律师公会积极营救杨匏安，杨匏安在提篮桥监狱关押8个月后被释放了。

杨匏安出狱后，在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的努力下，被重新安排了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农民部副部长。在新的岗位上，杨匏安除了完成日常工作外，还翻译了《地租论》《伊里几的地租论》等文章，结集出版后，为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土地革命战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1931年7月，杨匏安在东有恒路2048号的秘密印刷厂再次被捕。周恩来去过杨匏安家，知道杨家的生活十分困难，便指示组织部门，无论有多么大的困难，也要把杨匏安家属的生活管起来。周恩来还筹划过在杨匏安被押往南京或苏州的途中，由中央特科组织武装营救行动。但终因蒋介石屡次对杨匏安劝降不成，下令在上海就地处决杨匏安，周恩来的武装营救计划未能实现。

8月，杨匏安被枪杀于上海龙华。就义前，他写下了著名的《示难友》诗：“慷慨登车去，临难节独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知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这首被难友们背记下来的诗不胫而走，也传到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