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周恩来与毛泽东一次谈话解放了175名将军【3】

四位上将聚福州

１９５５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有５７位将军获上将军衔。上将是继十大元帅十位大将之后的第三级军衔。能晋身上将之列的将军，都是勇冠三军，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到７０年代初，已经有几位中将出任大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却汇聚了四位上将。福州真乃一块福地。那是陈再道到福州军区任副司令员后不久，王建安上将也得到了解放，同样面临一个工作安排问题，与陈再道一样，王建安的资格也很老。他是在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的任上，因所谓“搞修正主义”的莫须有罪名被打倒的。解放他的工作并不太难，安排他的工作却很难。因为他资格太老，现任大军区司令有很多原先是他的下级。遇到了这样的难题，田维新只好又去请示周恩来。总理说：“你还是找韩先楚再谈一谈。”田维新再次找韩先楚商量。韩先楚说：“我这里已经有一位老同志了，别的军区也可以安排嘛！”田维新碰了一个软钉子。他半开玩笑地说：“韩司令，我是征求你的意见，可这是总理让我征求的意见。上次安排陈再道，我感觉你很开明。现在看来你的开明是有限度的。”韩先楚仍不松口。田维新深感棘手，又把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略一沉吟：“还是放韩先楚那里好一些，开会时我与他谈一谈。”几天以后，韩先楚奉命进京开会，田维新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迎接。一见韩先楚，田维新打招呼说：“老韩，你不给我面子，这次可是总理找你谈了，你不能不给总理面子吧！”

“见了总理，我也还是有困难啊。”韩先楚说：“王建安是我的老上级，老同志多了，我也不好工作哪。”

韩先楚说的也是实话。王建安在红军时代就是军政委，而韩先楚那个时候还是师长。可是，谁知周恩来找韩先楚一谈，韩先楚就心悦诚服地同意了。于是，福州军区又多了一位上将副司令。红军时代即担任军政治部主任的李志民上将重新出来工作以后，也到了福州，出任福州军区政委。四位上将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杨勇大度对待结论

当时，在微妙的政治形势下，军队高级将领的解放工作，基本上是周恩来点一个解决一个。周恩来点将的方式又总是十分巧妙。一次，政治局开会，周恩来突然向李德生和田维新提了一个问题：“杨勇、廖汉生是怎么打倒的？”李德生和田维新面面相觑。他俩也不知底细，只好如实回答：“不知道。”“你们去调查一下”。周恩来说。这就是周恩来的领导艺术，点到为止，不划框框，结论由做具体工作的同志通过调查研究去下。总政治部立即派人调查。杨勇上将和廖汉生中将是在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任上，于“文革”初期被莫名奇妙打倒的。有周恩来点将，两位将军的解放工作虽然也费了一番周折，但最终都解决了。廖汉生将军复出后，先后担任过军事科学院政委、南京军区第一政委、沈阳军区第一政委，还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杨勇将军复出后，也担任了大军区的领导职务。但是，他本人的大度，却使他的结论经历了一番反复。而正是在这一番反复之中，周恩来对干部的一片爱护之心，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杨勇被打倒时，并没有被林彪一伙抓住什么把柄。他们便无中生有，无限上纲，甚至把杨勇部下的参谋、科长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也都一股脑儿地算到杨勇的头上。总政治部重新审查杨勇将军的结论出来后，周恩来批示：“请田维新同志找杨勇同志谈一下，征求一下杨勇同志本人对结论的意见。”杨勇是田维新的老首长。田维新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六军政治部主任时，杨勇是志愿军司令员。接到周恩来的批示后，田维新亲自跑到杨勇的住处，征求杨勇对审查结论的意见。杨勇很大度地说：“总政做的结论我没有意见。”田维新说：“结论是我们做的，但是我们对你的问题不是很清楚，总理指示让我跟你谈一谈。你有什么意见，总理会重视的。”田维新还拿出总理的批示给杨勇看。杨勇还是说：“我对总政的结论没有意见。”田维新说：“你还要在结论上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