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何婉辞第一门亲事？最终选择邓颖超【5】

这里比较一个具体例子。江青常常是径直闯“宫”，强要见主席，发表见解，干预政事。邓颖超从来无须周恩来声明“她是她，我是我”，从不过问周恩来的公事。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周恩来每天工作十几小时的办公室，秘书和卫士可以随时进，邓颖超却自觉地不进。办公室有三把钥匙，周恩来一把，机要秘书一把，值班卫士一把，邓颖超没有。

　　几十年的时间，我眼前天天重复一个画面：当周恩来连续工作超过10小时后，邓颖超的身影就会越来越频繁地在门口出现，走过来，晃过去，最多不过贴在门缝处探头张望，却不进总理办公室一步。

　　“恩来，该活动一下了。”邓大姐在门口最爱讲的就是这句话，每天讲一遍，不多打扰总理，能提醒他活动一次就满足。

　　有时也提醒：“恩来，该吃饭了。”如果周恩来仍然不停止办公，那就加重点语气，改称：“总理，该吃饭了！”

　　这样称呼是为了表明，我不仅因为你是我丈夫才关心你该吃饭了，更因为我们是战友、同志，我必须站在全国人民的利益上来提醒你爱惜身体，按时吃饭。

　　总理逝世后，一些同志找邓颖超了解总理生前的各种事迹经历，邓颖超说不上来，只能歉意地说：“他的工作我不了解，许多事秘书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找秘书问去吧。”

　　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后，第二天便订立了一项协议：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几十年来，他们都遵守了这个协议。

　　1982年，有人找邓颖超了解周恩来生前做的一项工作，邓颖超说不出，她不了解。但她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这是她所了解的周恩来——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越是党的负责干部，越是担负责任重大，越要以身作则地做到这一点；越是对自己亲近的人，越要警惕不出例外。

　　从通信确定恋爱关系时起，周恩来与邓颖超就确定了允许并尊重对方可以有秘密，只属于个人的秘密，不像传统世俗的旧观念，所谓夫妻一体，就不能有各自的独立性和隐秘。

　　周恩来和邓颖超确定恋爱关系后，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邓颖超对我们讲过，直到结婚时，经组织沟通，彼此才知道对方已经加入共产党。但他们谁也没有责怪对方隐瞒了自己的真实情况。

　　周恩来去南昌领导“八一起义”，与邓颖超握手言别，分明是生离死别，周恩来却什么也没说，直到离开武汉的那一刻，才笼统说一句：“我今晚要去趟九江。”去干什么？呆多久？何日再相见？怎么联系？周恩来没说，邓颖超也不问。直到12天后，国民党的报纸登出了“南昌起义”的消息，邓颖超才知道丈夫是去干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