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将吴忠对周恩来的赤胆忠心【6】

与此同时，在北京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也开始了群众自发的悼念活动。吴忠听说后换上便衣，几次到天安门广场查看情况。每次从广场回到家后，他都泪流满面，情绪久久难以平息。

不料，就在举国哀悼之际，吴忠却接到命令，说群众悼念总理的活动，是“以死人压活人”，要卫戍区马上出动人员，做群众的工作，劝阻群众不要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吴忠大怒，他大吼道：“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到底对周总理什么感情？怎么能不让群众悼念总理呢？这样的命令，我无法执行！”吴忠决定采用“软顶”的政策，他令人通知机关、部队例行警卫职责，命其只维护广场秩序，对群众的悼念活动不予干预。

不久，“四人帮”便开始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控制的舆论工具，接连发表攻击周恩来的文章。其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人们自发地向天安门广场聚集，敬献花圈，发表讲演，朗诵诗词，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罪行。

“四人帮”异常恐慌，他们密谋运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压制。对于“四人帮”的所作所为，吴忠深恶痛绝，他在感情上与悼念周恩来的群众没有距离，也完全支持群众的悼念行动，但作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对于上级的指示，他又不得不执行。处于两难之间的他思索良久，毅然做出决定：一、对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绝对不允许干涉，要协助群众把花圈放好，保护好；二、维持秩序，绝对保证群众的安全；三、对群众提出的意见，要耐心解释，有些问题不好答复，先记录下来，并向群众保证会及时反映给上级；四、警惕坏人从中破坏，防止反革命活动；五、保护好广场的外国人安全。对于做这样决定的原因，吴忠后来是这样说的：“群众悼念总理和先烈，这是无可非议的事情，可现在有的人却依靠手中的权力，发号施令，要禁止群众悼念总理……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任何时候都不会站到人民的对立面。”

随着事态的不断发展，局势越来越严峻。4月4日，在江青等人左右下，中央政治局会议把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定为“反革命事件”，并决定由北京市委统一指挥，调集卫戍区部队，协同首都民兵，于当晚8时30分对天安门广场实行清场，驱散聚集群众。

出于对周恩来的挚爱和对“四人帮”的厌恶，吴忠并没有按时执行清场任务，而是一直拖到了夜里11时才忍痛下令清场。他是想尽量拖延时间，使群众自行散去，他在后来曾这样说：“从我内心讲，我实在是不愿意与群众发生冲突，群众是悼念总理的，事情完全是‘四人帮’激出来的。可我又不得不执行命令，只好想方设法拖延。一面是政治局的指示，一面是群众的安全，任务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群众的安全必须最大限度地保护，我只能在两者之间走钢丝。我当然知道拖延时间是要承担政治风险的，可在这样的时刻不能有任何私心杂念。我只能那样做，而且必须那样做。”甚至在不得不开始清场行动后，吴忠还指示卫戍区部队和公安干警徒手走在前面，民兵在后面跟进，尽量避免与群众发生冲突。

时任北京卫戍区政委的杨俊生后来曾说过：“对于上级交代的任务，吴忠从来都是不讲价钱的，不打折扣的。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他对上级的指示采取了拖延的态度。我了解吴忠，也理解他当时的处境。他作为卫戍区司令员是左右不了大局的。我认为，吴忠同志在处理天安门事件和执行政治局指示的过程中，有头脑，有主见，敢冒‘抗命’的风险，他是在以自己的政治生命来最大限度的保护群众。”

随后，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吴忠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并为之做出了重大贡献。之后不久，吴忠受命出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年近六旬还亲自挎着自动步枪穿行在热带丛林中指挥部队进行边境作战。

而在晚年，吴忠还念念不忘周恩来，他常去看望邓颖超，跟她一起回忆周总理的点滴往事，直至1990年2月26日，他因车祸不幸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