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轰炸中的伟人身影：周恩来战斗在抗日救亡第一线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在发动大规模地面进攻的同时，对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重要城市进行狂轰滥炸。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无差别轰炸的重点即转向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地区，重庆成为抗战时期遭受日军大规模轰炸持续时间最长、轰炸次数最多、损失最惨重的城市。

　　在重庆大轰炸中，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战斗在抗日救亡第一线，他们勇敢而坚定的身影，深深地印在人们心中。

　　“江上焚舟，空负乘长风破巨浪之志”

　　1938年10月，武汉3镇处于日寇的包围中，形势危急。当时国民政府已迁至重庆，各抗日机关正加紧撤离武汉。而新华日报社的部分工作人员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为了坚持党的宣传阵地，传播党的正确主张，依然坚守在武汉。

　　根据形势的发展，新华日报社采取种种应变措施，即调动一部分人力、财力，先期至重庆筹备续版。一旦汉口不守，马上在重庆出报，不使党报中断一天。对于留汉坚持工作的人员也作好了安排，每人预备一套军装，发了八路军徽章，一旦武汉失守就突围，徒步奔赴重庆。

　　由于国民党当局对于当前的紧张局势很难充分、完善地实施相应计划和组织安排，入川的交通工具被抢的抢、占的占，场面一片混乱。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又领导着中共中央长江局和《新华日报》，不顾事务纷繁，经常彻夜不眠地组织工作人员和群众安全有序地撤退。

　　10月22日，日寇逼近武汉，日机轮番轰炸，硝烟四起。下午4点，在周恩来的送行下，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处长李克农和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两人负责，率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最后一批工作人员乘“新升隆”轮撤离武汉，西上重庆。同行的还有中共湖北省委负责同志钱瑛、东北义勇军司令员李延禄、王炳南及其夫人王安娜、加拿大护士简?尤恩等。

　　“新升隆”是一艘小轮船，中共通过进步人士的关系，租来运送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100余人以及全部器材。此时，船上已相当拥挤。当船尚未启航时，又有不少难民要求搭船离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西迁的难民都是我们的同胞，帮助他们逃离日本鬼子的杀戮，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能多装一人就尽量多装一人”，同志们宁愿挤一点，也尽力满足难民的要求。

　　第二天下午3点多，“新升隆”轮行至湖北省嘉鱼县境内长江北岸的燕子窝时，4架日机突然飞临上空，连投数枚炸弹，轮船不幸被击中，顿时起火。其后，日机轮番低飞，用机枪扫射。“新升隆”轮在火焰中渐渐下沉，船上伤亡80多人，其中新华日报社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潘美年、项泰、李密林、李元清等25人不幸遇难。

　　周恩来在长沙听说“新升隆”轮被炸后，深感痛心。后来得知，“新升隆”轮被炸，是由于日伪特务得到情报，说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要乘这艘轮船西去重庆，而专门组织了这次轰炸行动。万幸的是，周恩来躲过了这次劫难。

　　而此前的10月19日，周恩来就曾经在日机轰炸中遇险。

　　据周恩来当时的警卫员刘九洲回忆，这一天，周恩来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出发，去参加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活动。半路上，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江汉关上顿时一片混乱，人们争相逃命。眼看一架日机朝着人群俯冲下来，刘九洲连忙拉住周恩来的手，要他赶快躲避。周恩来看见江堤上人群乱作一团，他一下子挣脱了刘九洲的手，一个箭步冲上大堤，一边跑一边让慌乱的群众赶快散开。就在这时，一颗炸弹呼啸而至，刘九洲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把周恩来扑倒在地，和他一起滚下了江堤。几乎就在同时，“轰隆”一声，日机投下的炸弹爆炸了，霎时地动山摇，弹片、泥土四处飞溅，泥土把周恩来和刘九洲盖得严严实实。等到空袭警报解除后，刘九洲抬头一看，周恩来被土埋在一个大坑里，人们把他从土中拉了出来，幸好安然无恙。

　　12月5日，《新华日报》在重庆社交会堂举行了庄严隆重的“《新华日报》保卫大武汉殉难同志追悼会”，公祭遇难烈士。重庆各界人士参加追悼会的有四五千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敬献挽联，周恩来的挽联是：“江上焚舟，空负乘长风破巨浪之志；后方殉国，同于执干戈卫社稷而亡。”邓颖超发表长诗《敬悼新升隆轮二十五位死难烈士》。董必武、吴玉章、吴克坚、日本反战作家绿川英子、印度救护队代表巴苏医生、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10余人在会上讲话，表达对死者的悼念和各党派团结抗战的决心。董必武在会场高呼：“一定要学习他们英勇牺牲的精神，继续完成他们未完成的事业。”

　　“新升隆”轮被炸，是《新华日报》办报史上最为惨痛的记忆，但英勇的新华人并没有被吓倒。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他们在被炸后的两天即10月25日，就顺利与武汉《新华日报》完成交接，成为抗战烽火中没有中断过一期的报纸，创下了中国现代新闻史上的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