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轻工业部部长杨波：缅怀敬爱的周总理【5】

“兼听则明”的民主作风

周总理一向提倡发扬民主，提倡“兼听则明”，并且以身作则，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至今记得1961年在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周总理对我的教育。这次会议是总理亲自主持的，议程中的一项内容是讨论手工业产值的计算口径和方法问题。“大跃进”中各地上报的工业统计数字，有相当大的虚假部分，其中既有人为的浮夸成分，也有计算口径不明确和计算方法不科学的因素。这方面手工业产值数字更为突出。鉴于此，总理指示在国民经济调整中一定要把前几年的统计数字认真核实，去伪存真；同时，要明确解决并统一手工业产值的计算口径和科学方法，使统计资料和计划工作能如实地反映客观的真实情况。

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意见，财政部与国家统计局不完全一致。在这次国务院会议上，财政部的负责同志讲了他们的意见以后，我即代表国家统计局发言，讲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听了双方的发言，总理表示基本上同意财政部的意见，并对我的发言略有批评之意，但未作最后的结论。于是我又站起来发言，再次申述不完全同意财政部的意见。这时，总理即指示我们会后再商量—下，尽快把意见统一起来，早日作出明确的规定，通知各地照办。

会议结束后，到会同志都留下来吃午饭。吃饭时我的心情有点不安，心想在总理讲话后不应该再站起来讲不同意见，所以我就坐在饭厅西南角最靠边的一张桌旁。刚刚开始就餐，忽听总理叫我的名字，我立即站起来答应。总理叫我到他就餐的饭桌那边去，并要我坐在他的身边，亲切地对我说：“你为什么坐得那么远？不要紧张，你敢于讲不同的意见，这好嘛！我们讨论问题就是要听不同意见，不然还讨论什么！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就可以把要决定的问题考虑得更周到些。”这时，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深为总理平等待人的民主作风所感动。饭后回到家中，就把总理对我的教育、鼓励讲了；下午到机关又向与自己一起工作的同志照述一遍，大家都同声称赞总理是民主作风的楷模。

在周总理关心下获得“解放”

人们都说，1966年开始的那场给中国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周总理中流砥柱力挽狂澜，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充满智慧与勇气的斗争，那我们党和国家究竟会走向何方，是很难想象的。我也一直这样认为。

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在自身处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忍辱负重，排除万难，保护了一大批党内外干部。他不仅为保护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和各界知名人士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血，也为保护中级干部和一般干部操尽了心。就连我这样一个干部（当时我任国家计委研究室副主任，司局级），总理也挂在心上，为“解放”我说话。这是我当时怎么也不敢想的事，却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陈伯达就点名批斗我，“罪名”是“反党分子”“田家英的高级情报员”“黑线人物”，等等。陈伯达1962年末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分管计委研究室的工作，从这时起我与他接触较多，我知道他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所以尽管他在1966年4月已正式宣布不再管计委研究室的工作，但他作贼心虚，“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权势，点名审查我，要我交代散布了哪些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流言蜚语，妄图堵住我的嘴，置我于死地。我是1966年6月30日在国家计委第一个被挂上“反党分子”的大牌子挨批斗的，直到1969年年初，整整两年半的时间，没有斗出陈伯达所要求的能置我于死地的材料。但陈伯达仍不死心，还要继续管制我。

苦难的日子，因为总理的一句话而露出了曙光。1969年春节期间，总理在接见国家计委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时，询问了我的情况，说：“杨波还可以工作吧！”总理的亲切关怀，使我不久就被允许自由行动，随后通知我参加机关办的“学习班”（当时这是“解放”干部的一部曲），并于1969年8月13日得到了“解放”。接着就下放到“五七干校”去劳动，直到1970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揭露了陈伯达的反党罪行以后，我才有了重新工作的机会。

周总理接见国家计委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我没有听到传达，而是几位关心我的同志私下里告诉我的。当我听到总理亲切关怀我的话，顿时泪如泉涌，思绪万千，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心想：“总理啊，总理！您老人家为国操劳，为党分忧，呕心沥血，日理万机，心里还想着我这样一个干部，我和我的全家怎么能不感激万分呢？！但我不能只是流着感激的泪水，要振奋精神，遵照您老人家的教导，做到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辈子。”

敬爱的周总理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全部心血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我们树立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光辉榜样，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爱戴。他将世世代代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摘自《熔炉——从学徒工到共和国部长 杨波回忆录》，作者：杨波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5年1月版。）

来源：《中华魂》2015年5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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