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五大古建筑保护背后的周恩来身影【2】

保护故宫

北京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又称紫禁城，始建于明朝永乐四年(1406年),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历经明、清两个朝代24个皇帝。故宫规模宏大，占地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5万多平方米，有房屋9999间半，是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作为首都，自然要重点建设。在制订建设规划时，许多人提出要拆除故宫。先是苏联专家提出要拆除故宫，把中央行政区放在故宫的位置。后来，一些老干部也提出要拆除故宫。他们说，一见到故宫，就想到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中国穷人受苦受难。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讲话时说：“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他还批评一些主张保护古代建筑的人说：“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毛泽东虽然没有特别提出要拆除故宫，但有的领导干部则循着毛泽东的思路，提出了要拆除故宫的问题。

于是，一份关于处理故宫的争论意见材料送到周恩来手上，他看后沉思良久。周恩来从心里不愿意看到故宫被拆除，但当时人们头脑发热，他不好直接否定主张拆除者的意见。经过反复思考，周恩来把北京市负责城市建设规划的领导找来，和他们商量：故宫等古代建筑一定要保留，但可以把这些古代建筑统一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植树区，搞一个群众都能进去休息娱乐的大区域。同时，建设东、西长安街，在长安街附近建设机关办公楼。周恩来是想用这个办法，把北京城中包括故宫在内的古建筑保护起来。北京市的领导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还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把这个意见定下来。

之后，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中介绍了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意见：每年由中央投资，首先把东、西长安街建设起来。今年先拨款在西长安街建成一两幢机关办公用的楼房。在进行建设的时候，要注意布局的合理和集中，不要过于分散。正是根据这个意见，扩建长安街和在长安街建设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规划初步形成了。

北京市有关部门按照周恩来的意见，进行了反复研究、协商，把保护故宫作为重点，于1958年9月搞了一个《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提出：“把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文化宫、景山、北海、什刹海、积水潭、前三门护城河等地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绿地面积，使之成为市中心的一个大花园，在节日作为百万群众尽情欢乐的地方。”这个办法果然管用。一些主张拆除故宫的人，见这个规划突出了群众性，也有建设人民大会堂等大工程，也就无话可说了。

上世纪60年代初，又有人提出，北京交通紧张，要拆除故宫，在故宫中建一条马路，以方便交通。在一片拆除声中，一个要在故宫里建一条东西向马路，把故宫中文华、武英两殿辟作娱乐场所的方案被提了出来。当时有许多老学者、老专家反对这个方案。为此，他们甚至在一些会议上痛哭流涕。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对于老学者、老专家的态度很不满意，认为他们当亡国奴没有哭，拆几座牌楼古坊，就要哭鼻子，是不对的。陆定一见此情况，心中着急，便去找周恩来。周恩来听了陆定一的汇报后，明确表示，不赞成拆除故宫。之后，周恩来到毛泽东住处，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听后，觉得周恩来的意见有道理，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周恩来把毛泽东态度的转变告诉了陆定一，陆定一在中宣部的会议上否定了拆除故宫建马路的意见。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红卫兵和造反派将矛头指向故宫。一开始，红卫兵和造反派就提出：故宫是封建主义的象征，要砸烂故宫。许多红卫兵组织和造反派组织还争先恐后地想要抢占故宫，作为他们的大本营、“司令部”。有一些人则把目光盯在了故宫内保存的历史文物上，想趁火打劫。周恩来得知情况后，立即打电话给北京市委，要他们一定对故宫严加保护，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以任何名义占领故宫，更不允许对故宫打砸抢烧。

事有凑巧，红卫兵和造反派在寻找北京市原领导和刘少奇的所谓“罪证”时，找到了过去关于改建故宫方案的文件。尽管这个方案在制订时，即因为周恩来和许多专家提出不同意见而被搁置下来，但红卫兵和造反派仍然认为，这个没有实行的改建计划，是北京市委要给刘少奇“盖宫殿”的“罪证”。他们以为抓到了刘少奇的大“问题”，便着手进行调查。

红卫兵和造反派找到周恩来，想问出北京市原领导和刘少奇的“罪证”。周恩来严肃地批评道，过去的建设规划，是经过党组织研究讨论的，目的就是为了搞好建设，毛主席也是同意要研究的。不管是不是实行了，这方面的文件是保密的，你们有什么特权拿到这个文件？你们凭什么要把这些文件公开？在周恩来严厉批评下，红卫兵和造反派哑口无言。周恩来接着说，你们既然说，这个改建故宫方案是为刘少奇“建宫殿”，那么，对于现在的故宫，就不要动，不要建宫殿。你们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也不要进去占领。那里面有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是国家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都有责任保护，谁也不许到故宫中去砸，去抢，去烧。

但是，红卫兵和造反派并没有停手。他们借口在故宫搞“收租院”展览，把奉先殿工字形大殿改为长方形，把毛泽东像挂在奉先殿内。他们见殿前清朝皇帝祭祖所用的焚帛炉与“收租院”展览的内容不符，就动手拆除了。

“文革”中曾兴起“忆苦思甜”运动。红卫兵和造反派打着搞“忆苦思甜”教育的旗号，在故宫内胡作非为。1966年8月，他们把故宫城隍庙内11座泥塑神像、一对泥塑马毁掉；用白纸把故宫博物院大理石门匾盖住，在白纸上用黑笔写上“血泪宫”三个大字；在神武门外砖墙上贴出“火烧紫禁城！”“砸烂故宫！”等标语。故宫内部的造反派趁机提出所谓故宫“整改方案”。按照这个方案，他们把顺贞门、天一门、文华殿、乾隆花园内的门额摘下来，扔进仓库。他们把中和殿的宝座拆下来，扔进院子里，任凭风吹雨淋。

一些红卫兵和造反派借参观“收租院”、搞“忆苦思甜”之机，在故宫里乱窜，今天在这个殿里开“讲用会”，明天在那个殿里开“忆苦会”，后天又到另一个殿里开批斗大会。开会时又是乱砸，又是乱涂乱画。故宫内的造反派也和红卫兵串联起来，想打倒故宫博物院的领导，由他们掌权。

眼看故宫文物受到威胁，周恩来指示：“收租院”只能在奉先殿展览，不能再到故宫其他地方展览，参观的人只能到奉先殿去看，不允许到其他地方去。故宫内其他各处宫殿，一律封闭，暂时不对外开放。任何人提出的故宫改建方案，没有中央批准，不能实行。现在的改建方案（指故宫造反派搞的方案）立即停止。这些举措，保护了故宫中的建筑和大量文物。

接着，按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故宫内进驻了军宣队。军宣队的任务是发动故宫职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支持“左”派。对于这一点，在当时的情况下周恩来不能制止，但他让身边工作人员转告进驻故宫的军宣队，你们要负责保护故宫建筑，不能失火，不能把故宫烧了，不能让故宫里的文物和大量珍宝丢失。

但是，时隔不久，进驻故宫的军宣队也成了被批斗的对象，不得不于1966年10月撤离故宫。这一下，故宫中一些人趁机拉起新的造反组织，想占领故宫。在此情况下，周恩来于1967年5月26日，果断下令：北京卫戍区派一营部队进驻故宫，实行军事保护，故宫宫殿及文物这才免遭破坏。

周恩来还指示有关部门：北海公园中有许多古代建筑，特别是北海公园里的两座金丝楠木建筑的大殿，是十分珍贵的历史遗产，不能损坏。北海公园又离中南海很近，如果失火或者出其他什么事故，影响不好。因此，对于北海公园要特别保护。在此指示下，有关部门派专人负责北海公园的古代建筑和文物保护。周恩来还不放心，又下令北京卫戍区派部队进驻北海公园。

当时，解放军的威望很高，又担负“支左”的任务，因此，解放军进驻故宫和北海公园后，红卫兵和造反派不敢再乱搞了。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解放军进驻故宫和北海公园后，严格要求自己，吃住都在临时性的房子里或者不属于古代建筑的房子里，并且严格巡逻，严密防火，把各宫殿全部封存，不让造反派染指。这种措施，是在特殊年代采取的保护古代建筑的特殊办法，也确实保护了故宫和相邻的北海公园内的古代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