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与周恩来：虽是兄弟，寸步不让

　　“我给你讲讲我第一次见毛主席吧。”2011年1月的一个下午，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的小儿子张一纯老先生笑着对《小康》记者说。

　　或许很多人都知道，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时，作为国民党首席代表的张治中主动让出重庆中山四路上清寺的家——桂园，让其成为毛泽东、周恩来的办公会客之处。然而，下面这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却是张一纯珍视一生的回忆：当年，张治中夫妇搬走，14岁的张一纯从楼里搬到传达室住。一天，毛泽东要理发，警卫从外面请来师傅在一楼的平台上给毛泽东理发，张一纯正巧在一边打弹子玩，他看见理完发毛泽东站起身，礼貌地对理发师傅说：“谢谢！”边说边与师傅握了握手，并从兜中掏出香烟来请师傅抽。“他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对人非常客气，还给理发师傅让烟。”这样“出乎意料”的一幕，让张一纯记到现在。

　　让老人印象深刻的，还有父亲与共产党人的友情。毛泽东称“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周恩来曾评价说：“这个人很复杂，又很简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在张一纯看来，父亲之所以能不与共产党人打仗，在于“他做任何事都是对事不对人，他最乐意见的就是中国人可以团结起来共同建设自己的国家。”

　　张一纯觉得，有一件事或许可以体现父亲与共产党的渊源。当年，张一纯在南京金陵大学附中读书时，有一天忽然接到父亲来信，让他到位于河西走廊的山丹中学求学。去了后，他才知道这是共产党办的学校，校长是国际友人艾黎。“这里条件很艰苦，住的是草屋，土砖搭的床，草垫上放棉被。一天，教电工学的意大利老师因为给共产党送电台被抓，艾黎让我坐车从山丹到兰州，连夜赶500公里的路找人求助。”

　　张治中与共产党“结缘”，多少得益于周恩来。张治中在1924年于黄埔军校任职时与周恩来结识，从此后，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中，两人虽在谈判桌上数次强硬对峙，在桌下却把酒言欢。

　　2011年的一个下午，在北京冬日的暖阳下，张一纯老先生接受《小康》记者专访，回忆父亲的戎马一生，回忆父亲与“周叔叔”50年的兄弟情。

　　“闹喜酒时，父亲把周叔叔灌醉了”

　　张治中，字文白，安徽巢县人，1890年10月出生在一个贫苦手艺人家庭，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蒋介石也出身于保定军校，张治中与蒋是同学，从此，张治中开始了与蒋介石长达二十几年的合作，并始终是蒋最信任的军政要员之一。

　　张治中在黄埔军校期间，和中共几位党员的关系非常好。周恩来是黄埔第一期的政治部主任，张到黄埔后，两人一见如故，惺惺相惜，张治中还曾一度申请加入中共，并密商于周恩来。周表示很高兴，但说要请示组织后才能答复。过了一些时候，周回复说：“中共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目标较大，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此时恐有不便，不如稍待适当时机为宜。但中共保证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

　　张一纯说，“对于朋友们来说，我父亲是个很有意思的人。邓妈妈(邓颖超)请我到她家做客时曾说父亲很爱讲笑话，别人哄堂大笑，而他却绷着脸一点也不笑。还讲起1925年我父亲参加她与周叔叔的婚礼，闹喜酒的时候把周叔叔都灌醉了。”

　　当时，国共两党斗争甚为激烈，黄埔军校内的国共斗争，实际上是社会上两党斗争的缩影。学生中分成两派：一是中共支持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另一是国民党右派领导的“孙文主义学会”。张一方面为蒋所重用，另一方面又与中共关系密切，所以成为两派的争夺对象。张认为革命事业才开始，国共两党只宜团结，不应分裂，因此对两派斗争并不赞成，但在行动上多左倾，偏向“青年军人联合会”，以致蒋介石起了疑心，蒋曾密询亲信王懋功：“张治中是否共产党？”王力言流言不足信，为张说了很多好话，蒋才释然。

　　1927年，国共内战爆发。张治中为避免与中共作战，退守二线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教育长，从此主持国民党军事教育，长达十年。作为“军事教育家”的十年间，唯有在民族危亡之际，张治中才出马带兵。

　　虽是兄弟，寸步不让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张治中作为国民党首席代表，与作为共产党首席代表的周恩来一起进行过多次和谈。其中，最有名的两次是1945年的重庆谈判和1949年的北平和谈。

　　张治中多次向蒋介石谏言要“联共”，以致有一次，蒋介石勃然大怒，说：我是在和共产党代表讲话吗？但蒋介石也从中看出了一点门路：一、张治中是可以打通国共对立坚冰的难得之人；二、张治中是可以被中共领袖如周恩来所乐意会见、接谈之人；三、张治中还是能够把中共方面的真实想法转达呈送的合适之人。

　　1945年，国民党政府主张国共和谈，毛泽东欣然同意。为了安排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相关事宜，周恩来提前来到重庆安排，张治中不仅让出住所，并在安排警卫时也是煞费苦心。张一纯回忆说：“周总理和父亲谈具体事宜，我跟在身边，所以听到他们的谈话。爸爸说：‘为了保护毛先生的安全，我准备派政治部警卫营的一个手枪排来担任警卫工作，他们大部分都是我老家的人，一定靠得住。’周恩来想了想说：‘这样不好，如果发生任何事情的话责任都会给你，不如还是找重庆警备司令部。你的人可以换成便衣，做内部保卫。’”

　　经过四十三天的艰苦谈判，这次和谈达成了著名的《双十协定》。协议签定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在张治中陪同下返回延安。当晚，周恩来在桂园摆酒席感谢为毛泽东服务的工作人员，张一纯也参加了，周拉着张一纯的手说：“我和你说几句话，你在哪上学？”“德精小学。”“功课怎么样？”“我算术不行，物理也不行，老不及格。”“有什么行的？”“语文好。国民教育行，地理常识也行。”“有一门精通的就行。你找个本子来，我给你题词好不好？”说完，周恩来在张一纯的本子上写下：光明在望，前程万里，新中国是属于你们青年一代的。——一纯世兄。“周叔叔，您怎么写‘一纯世兄’啊？”“这表示我是你父亲的弟弟。”周恩来拉着张一纯的手说。

　　说是“弟弟”，此言并不是周恩来的客套话。周恩来虽然在谈判桌上寸步不让，在工作时可以与张治中互拍桌子，但到了桂园做客时，周恩来却总会谦虚地坐在张治中沙发旁的脚凳上，有时留在桂园吃饭，周也会高声谈笑，对张一纯打招呼说：“一纯，今天中午我在你家吃饭啊。”说到周恩来时，张一纯充满了欢乐与亲密。

　　1949年1月，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被迫引退，由李宗仁任代总统。李上台后，即宣布以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请张治中负责和谈。临行前，张治中特别赶到浙江溪口，向已下野的蒋介石辞行，蒋只说：“你这次负担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 4月1日，北平和谈开始。经过10多天的会谈，4月13日，中共代表团写出一份《国内和平协定》草稿，南京代表团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其中大部分被接受了。于是，15日周恩来代表中共宣布协议的草稿，希望南京方面20日前同意签字，否则中共即大举过江。在会上，张治中表示：国共两党之争，好比是兄弟之争，而周恩来则指出，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斗争，绝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他还预言：该协定在南京代表团，在南京当局，在南京方面爱好和平的人士，一定可以接受；但是我们也料到，南京的好战分子是一定不会接受的——其实，任何的东西他们都不会接受。

　　对于协定，李宗仁犹豫，白崇禧反对，蒋介石则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20日，国民党中常会发表声明，表示绝对不能接受协定！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

　　和谈破裂，南京代表团的去留问题，无可避免地摆在面前。张治中囿于从一而终的伦理，反复强调：“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来和谈的，和谈既然破裂，理应回去复命。同志们行动完全可以自由决定，但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复命。”当时的张治中留居北平，心情苦闷，思想斗争很激烈。由于多年蒋介石对张治中的赏识和重用，张总是念念不忘知遇之恩。对此，周恩来坦诚指出：“你这是封建道德，你为什么只为一个人着想，而不为全国人，为革命着想？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

　　24日，在南京派来接代表团的专机上，走下了张治中的夫人及子女。

　　当时从上海到北平的情景，对于张一纯来说还如在眼前。“当时我们全家都住在上海我大哥家中。4月24日凌晨两点多钟，父亲的老朋友、中央航空公司邓士章先生打来电话说：张先生有电报来，让你们乘飞机去北平。一切我们都准备好了，早晨6点前派车去接你们，请做好准备。6点左右，航空公司的汽车来了。我们迅速装上行李，离开了家。汽车一直把我们送到机场。我看到飞机没有按照惯例停在候机大楼前的停机坪上，而是远远地在起飞跑道上等候。汽车一直开到飞机前，我们刚跨进机舱，飞机就起飞了。当天下午平安到达北平西郊机场，见到了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父亲和周恩来的代表叶剑英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