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为了周恩来的最后心愿【2】

执行撒周总理骨灰任务的飞机

赵炜来不及多想，立刻取了记录稿，赶往离中南海不远的305医院。

当时，周恩来已躺在手术推车上，打了麻药一段时间了。在等待赵炜送记录的十几分钟里，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都紧张极了，生怕他进入全麻状态。

赵炜一到，大家立刻把周恩来扶起来，高振普和赵炜将一块木板托在他胸前，用手按住上面的记录稿，邓颖超扶着他的胳膊。周恩来握着钢笔，颤抖着在报告的末尾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写上：“于进入手术（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签完字，周恩来喘息着说：“我签了字，就算办完了这件事。”说完将文件递给了邓颖超。

随后，周恩来被推向手术室。他忽然问道：“小平同志来了吗？”听到这一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都从休息室出来，走到了推车前。周恩来拉着邓小平的手，十分费力地高声说了一句：“小平同志，你这一年比我干得好得多得多！”

赵炜告诉记者，她当时有一种感觉：总理心中十分清楚，自己也许下不了手术台，所以一定要在这之前，了却最重要的心事。

为“批周会议”上书

直到周恩来去世前三个月，1975年10月的一天下午，邓颖超才把周恩来的秘书钱嘉东、赵茂峰、纪东和赵炜召集到一起，第一次告知他们周恩来的病情。

邓颖超的声音有些嘶哑，但却很平静。她说：“组织决定，让我告诉你们四位秘书，应该知道有关恩来同志的病情。他得的是不治之症———癌症。据医生判断，不会超过明年春节，你们要有思想准备。”

12月起，赵炜开始每天陪着邓颖超去305医院。

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告诉赵炜，在这期间，一向很少谈自己工作的周恩来首次向她透露，1973年末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受到批判。

关于这次会议，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周恩来传》中，只有很简略的记载。

这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毛泽东听取有关人员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讲了错话。中央政治局会议错误地批评周恩来、叶剑英的所谓“右倾错误”。会上，江青、姚文元别有用心地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污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泽东。会后，江青还向毛泽东建议增补她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在了解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后，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肯定了对周恩来的批评;同时又指出: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对江青所提增补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毛泽东明确地表示:“不要。”

所谓“右倾错误”，是指1973年11月基辛格的第六次访华结束时，基辛格临时提议，希望就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再同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由于毛泽东已入睡，周恩来来不及请示，遂连夜与对方举行了会谈，并表示：双方今后可各指定一个人，继续就此问题交换意见。

这次历时10多天的会议，是周恩来晚年所经历的最艰难、最痛苦的时刻。

赵炜告诉记者，那一阵他们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但都看出，周恩来心情不好。

高振普送周恩来去人民大会堂开会时，曾在会场外听服务员三言两语地说过，知道周恩来在里面挨批，至于是为什么，大家都不清楚。

“文革”结束后，邓颖超与叶剑英共同上书中央，请求为这次批判平反。经华国锋批准，胡耀邦出面，找到了材料。

赵炜记得，两大皮箱会议记录被送到了西花厅。为了保密，邓颖超独自看了记录。直到这时，她才完全了解到周恩来当时所承受的痛苦的程度。

事后，根据毛泽东生前的意见，会议记录不再留存。

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二编研部主任的刘武生告诉记者，2004年他写《周恩来的晚年岁月》，申请看这次会议的资料，被告知：“中央档案部门没有保存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

撒骨灰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周恩来在305医院去世。

当天上午11点，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来到医院。邓颖超转达了周恩来生前的三点请求：不保留骨灰，将骨灰撒掉；后事处理不要特殊；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

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同意不保留骨灰，但追悼会和遗体告别照常举行。

1月11日上午，张树迎和高振普受邓颖超的委托，与周恩来治丧委员会的三四名工作人员一起，到八宝山挑选了一只花纹最好看的骨灰盒。

12日上午9点，邓颖超把张树迎、高振普和赵炜叫到一起，要他们去看看适合撒掉骨灰的地方。“大姐说：‘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了恩来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我很高兴，因为恩来生前最担心的就是怕我完不成这件事情。’”赵炜告诉记者。

邓颖超指示他们，去北京周围找有水的地方，但是不要留下痕迹，以免日后成为纪念地；不要惊动任何人，追悼会结束的当天夜里，她带着大家去撒。

高振普记得，他们三人坐车去了玉泉山、八一湖等，但那年冬天非常冷，有水的地方都结了冰，没法撒，只好无功而返。邓颖超将此情况报告了中央。

1月15日下午3点，举行了周恩来追悼会。追悼会结束后，汪东兴告诉张树迎和高振普，地点选好了，到时候机长说在哪里撒，就在哪里撒。“他说，要把骨灰分四包，所以我们知道，应该有四个地点。”

晚上7点，邓颖超带着工作人员，聚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的中间小厅。她将周恩来的骨灰分放进四个塑料袋里，一边分一边说着：“恩来，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可以安息了！”

张树迎和高振普坐上周恩来生前的用车，邓颖超由赵炜和医护人员陪同坐另一辆车，由中央警卫局的车带路，驶向了通县机场。

晚上8点，张树迎和高振普登上一架撒农药的小型飞机。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和中组部部长郭玉峰已经等在了飞机上。邓颖超站在车外，在夜幕下，挥手向丈夫做最后的告别。

在机舱中间，有一个漏斗装置，底部的孔如排球大小。下方一片漆黑，冷风不断从漏斗里倒灌进来，机舱里冷如冰窖。

张树迎和高振普捧起骨灰，将之撒在了北京城上空、密云水库、天津的海河和山东的黄河入海口。

12点许，飞机降落在通县机场。

上车后，高振普才发现，他特意揣在自己兜里的皮带扣忘记撒了。这是周恩来生前所用的，火化时没有被烧化。他们打开车窗，将之扔在了机场的草坪上。“因为大姐吩咐过，必须完完全全撒干净，一点不留。”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去世，享年88岁。

7月18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带领，周恩来、邓颖超的亲属代表和工作人员奔赴天津。赵炜捧着邓颖超的骨灰盒（周恩来用过的同一只），和高振普一起，将骨灰撒进了天津海河。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