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和周总理的情缘

图1:高亦吾先生

图2:周总理与高肇甫一家合影

本文口述者高肇甫的父亲高亦吾是周恩来总理少年时在奉天(今沈阳)读书时的老师。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不忘师恩，对老师一家的深情厚谊，让人感动。

每当看到我们全家和周总理的合影，心情就很激动。要说我家和周总理的情缘，那还得从我父亲说起。

旧社会，我父亲(高亦吾)以教书为生。1941年父亲病危时曾嘱咐我:“日后，得知周恩来行址时，可去找他。他会很好地关照你……切记！”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全家生活在山东章丘农村老家。由于生活所迫，1949年7月，我按照父亲的遗言，试着给周总理写了一封长信寄往北京。没想到很快就接到总理要我去北京的复信。8月，我来到北京。接待我的是总理办公室的杨秘书，他给我换上一身中山服，并给我50元钱，还告诉我，总理近来很忙，让我安心等候。

“你我是兄弟、是同志嘛！”

1950年12月3日，总理的秘书打电话告诉我:“今天下午总理要见你，现在就来吧。”一股幸福的热流在我胸中沸腾起来，继而又紧张起来。见到总理说啥呢！进了总理办公室，总理迎上来亲切地握着我的两手。他那慈祥的面容、和蔼的态度、爽朗的笑语，像和煦的春风吹进了我那紧张拘束的心。

落座后，总理说:“今天见到你非常高兴，我对你父亲高亦吾老师印象最深了。”他详细询问了我父亲病逝经过和我母亲的身体状况后，便追忆起和我父亲在一起的往事。总理说，我十三四岁在奉天(现沈阳)东关模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各方面都亏了令尊的关怀，他向我介绍许多好书，其中年轻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的《革命军》对我影响很大……高老师经常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宣传革命思想，讲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悲壮事迹。记得一次高老师带我去外国租界时，他告诉我，就是这些洋人依仗他们的坚船利炮，把我们的大好河山瓜分为他们的殖民地。后来我去天津南开中学读书，高老师随即到了北京任职。在这期间，我去看过高老师两次，其中一次他对我讲:“你们在天津办的《觉悟》已轰动京城地区上下官府，你的名字据说业已在册。当局严令取缔《觉悟》社，并逮捕一切成员，你要当心……”

总理还问我:“以前我与令尊的来往信件还有没有？”我说没有了，很可惜。总理说:“我受教育于高亦吾老师，获益匪浅，迄今尤甚感念，记忆犹新。”总理又说:“没有高老师的教导，我就没有今天。”总理最后勉励我要努力学习，好好工作……

1953年下半年，中央机关人员下放充实基层，我积极报名申请下放，总理非常高兴，亲自召见并鼓励我说:“你做得很好，你是我的亲朋好友，应事事带头，下去后要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做好工作。”我激动得难以措词，只有热泪盈眶地握着他的手说:“请总理放心！”总理笑着说:“以后不要老总理总理的，你我是兄弟、是同志嘛！”就这样，我来到了淄博矿务局，局档案室就是我建立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