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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为何偏偏在邓小平复职的当天要求“病休”?

2020年03月19日10:30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随着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起伏,在解决邓小平的问题上,便悄悄地集中了党内对于“文化大革命”认识上的种种矛盾和冲突。这样,虽然有了“最高指示”(即毛泽东的重要批示),即迟迟不见“下文”。似乎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就在毛泽东关于邓小平问题的批示被“搁置”了四个月之后,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提笔致书纪登奎,汪东兴二人: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周恩来

一九七二.十二.十八

在这封信中,周恩来提及毛泽东于“昨晚”(即12月17日)谈及谭震林——这位1967年“大闹怀仁堂”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即回京安排工作。同时,又着意提到邓小平。

从字面上看,毛泽东“昨晚”的谈话中未必提及邓的问题;而周恩来信中却强调毛泽东过去“曾提过几次”其中,自然包括四个月前他对邓小平来信作的长近200字的批语。周恩来之所以旧事重提,要求“考虑”邓小平的问题,正表明他对这件事情的不同寻常的关注,由此,产生了他极力推进邓小平复出的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件。

终于,历史叩开了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大门。

1973年2月,年近七旬的邓小平突然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于近期返回北京。当然,这也许已是一贯沉稳而不动声色的邓小平早在预料之内的事情了。几天后,邓小平偕全家登上回京的火车,离开伴他度过了整整3年多时光的江西南昌郊外的那座“将军楼”。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周恩来正式告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小平同志回京后的住所;并要汪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专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问题的《决定》稿。

自2月下旬起至3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的问题。尽管政治局里充满了斗争,然而,最终的结果是,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在当时“左”的思想指导下,党中央的这个《决定》并没有为邓小平的所谓“错误”进行平反;相反,《决定》还以落实对犯错误干部的政策为其出发点,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表明当时对解决邓小平问题的一种历史的局限性。然而,根据中央这个《决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得以复出的事实本身,就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论点和做法的一种否定。它对于进一步“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无疑是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

就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邓小平复职的《决定》的当天,周恩来正式向中央政治局请假,要求“病休”两周,中央的日常工作交叶剑英主持。

周恩来的这个举动说明了什么呢?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亲自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一直夜以继日地超负荷工作,致使身本每况愈下,多次出现便血症状。1972年5月,医务人员首次在周恩来体内查出癌细胞。为此,毛泽东曾以“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劝戒。同时,医务人员也一再提醒他减少工作,配合治疗。但周恩来却毫不在意,仍坚守“岗位”。直至邓小平复职一事终成事实,心力交瘁的周恩来才正式向中央告假休息。这就再次说明,解决邓小平问题在周恩来心中占有的特殊重要位置。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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