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曾经志同道合的周恩来和蒋介石为何越走越远？【2】

为了拉拢周恩来，蒋介石装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特意宴请周恩来。席间，他对周恩来和另一位作陪的共产党员恽代英说：“你们都是我的江浙同乡，凡是同我共过事，在一起训练过军队、打过仗的共产党人，我都以知己看待。”“我希望恩来兄能与我一道北伐。”

　　周恩来婉转地拒绝道：“此事只能由中共中央决定，我个人难以抉择。”

　　“你真顽固呀，我本想请你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可你……你吞吞吐吐，这样吧，等北伐胜利归来，你再回黄埔来。”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周恩来与蒋介石彻底决裂。面对蒋介石的反革命嚣张气焰，周恩来冒着腥风血雨，于1927年8月1日在南昌组织领导武装暴动，由此走上了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反抗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道路。蒋介石恼羞成怒，曾紧急下令悬赏8万元缉拿周恩来，却无果而终。

　　谈判促合作抗日

　　转眼到了1936年，蒋介石在削除了各地拥兵自重的大小军阀，并将毛泽东、周恩来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赶到贫瘠闭塞的陕北荒原之后，他踌躇满志地认为，彻底铲除异己分子的时机已到。12月初，他亲自飞往西安，督促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加紧“剿共”，妄图将在陕北落脚未稳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及其红军部队一举歼灭，不料反被不满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张、杨两位将军发动“兵谏”，给软禁在西安城里。

　　“西安事变”爆发后，应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邀请和中共中央的委派，周恩来尽弃前嫌，再次出山，充当蒋介石内部纠纷的调停人，以促成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基于对国内复杂形势的清醒认识，周恩来高瞻远瞩，提出了“保蒋安全”的方针。12月17日，他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为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这个意见为毛泽东和党中央所首肯。与此同时，周恩来又耐心劝告张、杨，认为不宜杀蒋，并从12月23日起，他和张学良、杨虎城一道，与蒋方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开始了正式谈判，宋美龄明确表示赞成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主张。

　　12月24日晚，周恩来由宋子文、宋美龄陪同，会见了蒋介石。望着躺在床上、显得有些紧张的蒋介石，周恩来先对他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介石点点头，叹了口气，然后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回答道：“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

　　待蒋介石的情绪缓和下来以后，周恩来才心平气和又锋芒逼人地质问道：“我们要求停止内战，你为什么不停？”

　　“我等你们到西北来。”

　　“我们已经到西北一年多了。”

　　蒋介石无言以对，难堪万分。周恩来随后向他阐述了中共的有关政策，严厉地指出如他一意坚持内战，只能加速灭亡。蒋介石最终作出口头承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此后不久，蒋介石被放回南京，“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自1937年2月起，国共两党开始不断接触，商谈再度携手、共同抗日的问题，初步达成了红军改编为三个师等有关问题。代表中共出面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谈判的重任自然由周恩来担当。3月下旬，周恩来在潘汉年陪同下飞抵杭州，同蒋介石直接会谈。两人相见后，周恩来首先表明中共的立场：中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谋求同蒋介石和国民党合作，但决不能忍受投降、收编的诬蔑。中共反对各省的倒蒋分裂运动，但蒋与南京方面应该给以机会，提高他们对抗日民主的认识，以彻底实现和平统一。然后，他重申了中共的几点合理的具体要求：一是陕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是红军改编后的人数须达四万余人；三是三个师以上须设总部；四是国民党方面不能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五是红军学校须办完本期；六是红军防地须增加。

　　蒋介石在表示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之后，便转入正题说：中共在几个月后可以参加国民大会、国防会议；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但须由中共推荐一个南京方面的人来做正的，“以应付各方”，副的以下均归中共，并由中共自己干，他不来干涉；军队人数不同中共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他决不来破坏红军部队，只是联络而已；（红军）粮食接济定额设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