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追述与周恩来相识相爱经过

　　周恩来在世的时候，邓颖超数十年来甘居幕后。周恩来为了党的最高利益，几次圈掉了邓颖超进入中央高层的名单。1976年周恩来病逝以后，邓颖超才得以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出任全国政协主席等职。

　　她向日本友人追述与周恩来相识、相知、相爱的经过；追述上海地下斗争、廖仲恺遇刺事件及沙基惨案经过；建议搞清皖南事变后周恩来是否到街头叫卖过《新华日报》；向身边人员谈向忠发叛变投敌的历史真相。

　　透露周恩来病逝前的情况

　　1976年1月周恩来在北京逝世以后，举国同哀，邓颖超的心情更是沉重。唐山地震后，邓颖超根据中央的指示，搬出了居住多年的中南海，到距台基厂不远的一处房子里暂住。

　　8月的一天，一位当年跟随周恩来、邓颖超在重庆工作过的老部下在台基厂附近街道上，巧遇周恩来逝世后仍在邓颖超身边工作的赵炜。她向赵炜表达了几位老同志关心邓颖超现况，并希望能与邓颖超见面的迫切心情。在当时的形势下，赵炜深知邓颖超与这些人会面是何等困难，但她十分理解大家的心情，回去后就把情况转告给邓颖超。8月21日，赵炜把邓颖超同意会面的消息告知了在街上提出请求的那位老同志。邓颖超与她们约定会面的时间为当晚8点。但会见地点让几位老同志感到惊愕，邓颖超主张一定要在她的汽车里。

　　当天晚上，一辆轿车缓缓驶过长安街与台基厂交会的路口，几位老同志趁停车的一刹那匆忙上了车。她们发现里面坐着的正是邓颖超。为了彼此看得清楚，司机按邓颖超的吩咐打开了车顶灯。在幽暗的灯光下，她们发现邓颖超变得憔悴和消瘦了。大家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短暂会面，纷纷关切地询问邓颖超的身体状况。

　　这时，有人提出周恩来为什么不保留骨灰的问题。邓颖超说：“提倡火葬是中央的决定，我们一定要贯彻。我和恩来有过协议，死后都不保留骨灰。当时，他问我：‘如果你先去世，我能保证做到这条。如果我先去世，你能否保证做到这条？’他担心，怕我手软做不到。现在他先我而去了，我坚决请求中央同意遵照他的遗言，不保留骨灰，把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这样，我实践了诺言，心就安了。恩来说过，‘从土葬到火葬是一个革命，从保存骨灰到不保存骨灰又是一个革命。我们是唯物主义者，物质不灭么！骨灰化做肥料，继续为人民服务，永远和人民在一起’。”几位老同志听了邓颖超一番话后都感动得落泪了。

　　关于周恩来不保留骨灰一事，邓颖超还在另一场合对亲属谈及。她说：“关于恩来骨灰处理问题，我们早就相互保证了。可他还不放心，他在病危时说话声音微弱，而12月19日那天，他声音很有力，还抬起头来，对我说：‘你和我的骨灰都是不保留的啊！我的事不要超过任何人，不要特殊化。’现在外边有人怪医生，怪医疗小组。你们若听到有人这么说，一定要作解释。他们是精心的，但已经没有办法了。他的病太严重了。他的癌细胞是十分罕见的，厉害的癌细胞，到后来已经扩散到全身。……他对自己的病情一直了解得很清楚，对病情分析、医疗报告、治疗方案、向主席报告的病情，他都要亲自过目、修改，才送主席。哪里不精确，他都要修改。直到9月20日手术，发现癌细胞已全面转移了，为了避免他受太大的刺激，才不给他看报告了。”

　　这是在周恩来病逝后邓颖超首次向亲属透露相关内情。周恩来病重期间，邓颖超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即便周恩来的至亲想去探望，也都被她劝止了。早在“文革”初期，邓颖超就向亲朋透露了周恩来拟定的“三不”原则。有一次，邓颖超对来访的友人谈到此事时说：“前一段，自己（指周恩来）规定了‘三不’，不见客，不回信，连侄儿们也不见。老四（指周恩来的侄子周秉和）很有意见，实际上是为你们好。有的同志来看我们，回去就被整得很厉害，我们在红墙里面托毛主席的福，你们在外边就不行了。有一次，一位同志来了，回去险些被整死。总理知道后说：‘我要救人了。’找了卫戍区才救了出来。”

　　周恩来住进医院以后，才有人进入西花厅拜见邓颖超。一次，一位亲属好不容易来到中南海面见邓颖超。在谈到周恩来患病以后的身体状况时，邓颖超说：“（周恩来）会见外宾不累，主要是开会累，国家事多，太操心。过去总理熬夜，睡的时候，躺下就能睡着；现在太累了，躺下也睡不着了。”在一位友人谈到人们都在关心周恩来时，邓颖超又说：“天天收到群众来信。昨天收到的一封来信，叫总理一定要回家住，不要住在医院里。他们不了解情况，医院的条件比家里好多了，健康主要靠专家们。……我知道你们很惦记他，可惜现在不能见，连我也是按规定的时间去看。”从这些由亲友透露出来的简短对话中，可以看出当时邓颖超的困难处境以及周恩来最后岁月的大概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