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政要眼中的外交家周恩来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同时也是举世公认的杰出外交家。他与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制定了我国的外交路线、方针、政策，并且以其非凡的才能，卓有成效地贯彻执行，使社会主义新中国一扫旧中国任人欺凌的屈辱面貌，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赢得了国际上的普遍尊敬和赞扬，很多世界政要都称赞他“是一位卓越的谈判家”“是世界上罕见的伟大外交家”。

尼克松：他是一名杰出的外交家

尼克松曾于1972年和1976年两度访华，是第一位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期间，他与中国政府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中美联合公报》是中美两国签署的第一个指导双边关系的文件。它的发表，标志着中美隔绝状态的结束和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

作为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与周恩来的接触中，被周恩来那种伟大的精神气魄和宽广的胸怀所折服。在他的眼中，周恩来是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人，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一个拥有强大民族自信心的人。

尼克松在《领导人》一书中这样写道：斯大林执掌苏联时期，有位难以对付的外交部长叫莫洛托夫，他曾警告一位美国谈判代表：“要是你们认为我们难打交道，那等你们遇上周恩来的时候再看吧!”

当我们真的遇上周恩来的时候，我发现他并不是莫洛托夫形容的那种僵硬的谈判者。作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人，他把我们看作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但作为一个讲求实际的中国人，他承认他需要我们。

我们之间的分歧很大，但是我们的共同利益更大。我们的任务是求同存异，不加剧分歧。中国领导人希望缓和由于与苏联决裂而出现的四面受敌的状况。我们认为结束中国政府的“愤怒的孤立”是必要的，我们也看到了用三角外交帮助遏制苏联的机会。和解的共同愿望虽然有了，但是还得要用一个公报明确我们的关系，还得要解决许多技术性问题。

在我们的谈判中，我认识到对周恩来来说要突然放弃他的决定于他的意识形态的外交立场，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但我知道他是把国家利益置于意识形态之上的现实主义者，因为正如他对基辛格所说：“舵手在掌舵时一定要利用潮流。”

当我们讨论到美国在日本和太平洋驻军的问题时，我知道这个问题特别敏感。我注意到，中国人要求美国从日本撤军并废除美日共同防御条约。于是，我指出，我们的政策是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尽管它同中国的意识形态原则相抵触。我说：“美国可以撤出日本水域，但是别人仍将在那里捕鱼。”我指的是苏联人。我补充说，那时日本不是与克里姆林宫和解，就是重新武装，二者必居其一。

我知道，周恩来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大概会同意我的分析，但是，作为一个理想家，他决不会直言不讳地表示同意。果然，他以他特有的微妙方式作出了反应。他沉默了片刻，然后，不加任何评论便改变了话题。但是在场的人谁也不会弄错，他的沉默只可能意味着同意。

我与周恩来除了一起吃饭、参加宴会和其他公开活动以外，正式进行单独会谈也有15个小时以上。我留下了4点不可磨灭的印象：他有旺盛的精力、周密的准备、高明的谈判技巧和遇事不慌的镇定态度。

他的精力充沛得惊人。在我们的一些时间比较长的会谈中，我注意到，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听着译员低声翻译的单调的声音，双方一些年纪比较轻的人露出了倦意，但是73岁的周却始终头脑敏锐，精神抖擞，聚精会神。他从不离题，从不讲废话，也从不要求休息。如果我们对公报措辞有一个分歧在下午会议上没有解决得了，他并不把问题留给助手，而是在当天余下的时间亲自与基辛格会谈来解决。次日上午他看上去就像在乡间度过了一个宁静的周末刚回来一样精神。他日理万机，工作越繁重，精力越旺盛。

他是我见到过的领导人中准备最充分的一位。他在会前已熟悉了情况，只有在技术性很强的细节上才问他的助手。

基辛格曾对我说，周的谈判技巧会使我感到惊异。此话果然不错。大部分谈判不但涉及实质性问题，也涉及象征性问题。我与毛泽东会见后，周恩来和我坐下来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谈。开始时，周恩来提出了一个象征性问题，巧妙地考验我的决心，看看我到中国来这个行动是否说明我准备放弃过去坚持的观点。

“正像你今天下午对毛主席说的，我们今天握了手。”他说，“可是杜勒斯不愿这样做。”

“可你说过，你也不愿同他握手。”我回敬说。

“不见得,”周恩来回答说，“我本来是会同他握手的。”

“那好，我们握手吧。”我说着便在桌上把手伸过去，再次同他握手。

周恩来似乎对这个话题发生了兴趣。他接着说：“杜勒斯的助手史密斯先生本来不想那样做，可是他没有打破杜勒斯定下的规矩，所以只好用右手端着一杯咖啡。握手不能用左手，所以他就用左手握了一下我的手臂。”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

周恩来又说：“但在那个时候，我们不能怪你们，因为国际上都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铁板一块，西方国家也是铁板一块。现在我们知道了，情况并非如此。”

“我们已经冲破了老框框，”我表示同意地说，“我们现在是按每一个国家自己的行为来看待它，不是把它们笼而统之归为一类，也不因为它们都坚持这种哲学就说它们都是漆黑一团。我愿诚实地告诉总理，当时我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成员，所以我的观点与杜勒斯先生一样。但是，后来世界变了，人民共和国与美国的关系也必须变。”

周恩来是个顽强坚毅的人，但是在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的过程中他是灵活的。对于公报中关于台湾的部分，我们双方的观点相去甚远。我们不愿抛弃也不能抛弃台湾，他不愿放弃也不能放弃对台湾的毫不含糊的主权要求。他想要用公报来肯定这一要求。我们最后达成了折中办法，就是双方都用非刺激性的语言各自申明自己的立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主要应当归功于基辛格和周恩来。目光始终放在主要问题上的周恩来知道，中国与美国的新关系比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占上风更为重要。

在我们所有的会谈中，他始终镇定自若，从未失态。与赫鲁晓夫的滑稽动作和勃列日涅夫的装模作样形成对照，周恩来从不提高嗓门，从不敲桌子，从不为了强迫对方作出让步而扬言要中断谈判。1976年，我对周恩来的夫人说，她的丈夫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始终态度坚定而不失礼，他越是“手中有硬牌”，讲起话来越是平和。我认为他之所以能这样从容镇定，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他所受的锻炼和阅历，但是也反映了他的成熟和自信。俄国领导人显然认为在助手面前必须拿出威严来，但周从不认为有这样做的必要。

周恩来是一位很有造诣的诗人，有时以诗喻事。有一次，周恩来借毛泽东的《咏梅》词隐喻美国1972年的总统选举，暗示希望我获胜。周恩来说：“主席这首词的意思是，一件事的开创人不一定是收获人。到了花开满树的时候，他们也就快退去了。”周恩来接着说：“你是开头的人。你也许看不到它的成功，但是我们当然会欢迎你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