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担忧周恩来病情 派人送来一个特制的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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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周恩来生命的最后600天里，共做大小手术13次，离世时体重不到60斤。周恩来生命最后的岁月，伴随着病痛、负重、伤感与离别，他将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奉献给了党和国家的事业。本书资料翔实、内容真实、语言生动感人，作者顾保孜经过长达两年时间的采访、整理和写作完全成书。书中图片90%由周恩来专职摄影记者、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兼中央新闻组组长、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组长杜修贤所提供。

　　精彩书摘（四）惺惺相惜

　　毛泽东很关心周恩来的健康。他看到了周恩来病情越来越重的报告，这使他很担忧，不仅派工作人员到医院看望，还派人送来了一个特制的沙发。

　　1975年2月，四届人大开过后，医疗组如释重负，开始为周总理再次准备“开膛破肚”的大手术。手术定在3月26日进行。

　　3月20日凌晨，周恩来在病房中强撑病体，写出一份长达700字的报告，向住在南方的毛泽东详细说明了几年来病情发展、变化的过程：

　　主席：

　　最近四年来，我的大便中偶有潜血出现，但因消化系统好，未进行肠胃检查。这两年又因膀胱癌出现，尿中有血，易于计量和检查，故医疗力量集中于治疗膀胱癌。现膀胱癌经过两次开刀，三次电烧，已能稍稍控制。去年十一月十二日经镜照电烧后，一个半月内仅尿血就九个C.C.多；今年二月四日经镜照电烧后到现在一个半月内，亦仅尿血十个C.C.多，如待满三个月再进行镜照检查，当在五月初或四月底。

　　今年开会后（注：指四届人大），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畅通。因此利用三月间隙，进行食钡和灌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位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经此癌肿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若此肿瘤发展，可堵塞肠道。灌钡至横结肠，在肿瘤下抽出钡液无血；灌钡至升结肠，在肿瘤上抽不出钡液，待大便齐出有血。在食钡检查时，食道、胃和十二指肠、空肠、小肠均无病变，更无肿瘤。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40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由于病有内因，一说即明。好了的疮疤，现在生出了肿瘤，不管它良性或者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他治疗方法。政治局常委四同志（王、叶、邓、张）已听取了医疗组汇报，看了爱克斯光照片和录像电视，同意施行开刀手术，并将报请主席批准。

　　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造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在去年两次开刀后，我曾托王（海容）、唐（闻生）两同志转报主席，我绝不应再逞雄了。但如需再次开刀，我还受得了。现在要好好地作此准备。

　　问主席好！

　　周恩来

　　一九七五年·三·二十

　　周恩来信中提到的“40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指的是1935年7月28日，周恩来随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到达松潘毛儿盖，进入草地后最为艰难的一段路程。

　　这时，周恩来突然发起高烧，几天一直处于昏迷之中。当时毛泽东赶紧让邓颖超从休养连来到总部帮助照顾周恩来，并指示医生全力抢救治疗。

　　经医生检查，确诊为“阿米巴痢疾”。在当时这种病死亡率极高，只有个别患者在化脓部位与肠接触的地方穿孔，脓液经肠子排出体外才有可能得以生存。

　　因为没有条件做穿刺手术，只能让周恩来服用药物外，又采用了古老的“冰敷”疗法，将冰袋放在周恩来的疼痛部位，希望此法能挽救他的生命。经过六七个小时的焦急等待，周恩来终于慢慢地清醒并排出了许多脓液。他终于成为脓液经肠道排出体外的幸存者。

　　事隔40年，周恩来又重提旧疾，为的是说明病因。

　　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癌症很大程度都是因为操劳过度，压力过大与生活不规律所致。可是周恩来患病以后从不流露这种情绪，而是用平常心接受了这一残酷现实。

　　此时毛泽东正在浙江杭州的西湖边养病，因患老年白内障，几近失明，全凭耳朵感知外界，掌握情况。文件信件全靠工作人员读给他听。这对一个明察秋毫、过眼不忘的伟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