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露周恩来的一份电报:1949年究问浙江大学"拒竺"风波【2】

　　竺可桢办学的历史背景和资源

　　新中国成立在即，周恩来问起竺可桢“在政治上表现究如何”，这不是没有来由的。

　　这一是他的社会关系。竺可桢与国民党许多高官都是往来甚密的好友，与其中一些人还有亲戚关系。后来在“洗澡”运动时，他的外甥、北大化学系蒋硕健教授（竺可桢的连襟、国民党外交家蒋作宾的儿子）给他提意见，以为竺可桢过去“对于敌友尚不能分清”，“对于蒋、邵（即其连襟的蒋作宾和邵元冲）二家只说其腐化，而并没有仇恨之意”。蒋作宾，国民党高官，还曾保释过中共的廖承志、何天华；邵元冲也是国民党的元老之一，素有清名，曾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在“西安事件”中死于流弹；竺可桢的另一个连襟是陈西滢，即鲁迅笔下曾极尽讽刺谩骂的那个陈源，当时陈源是职任台湾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此前竺可桢听说他从欧洲赴美国，迭叹“我们争取他回国，至此已绝望，他大概投奔胡适去了”。陈源究竟没有回来，多年后，他的遗孀、著名作家凌叔华于垂暮之年才回到了祖国。

　　浙江人士，又是名重一时的科学家，当年蒋介石也对竺可桢颇为看重，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就是蒋的“钦点”（由蒋的幕僚长陈布雷提议，蔡元培、翁文灏、郑晓沧、邵元冲等也一致赞同）。不过，当时竺可桢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个书呆子，一个“不善侍候部长、委员长等，且亦不屑为之”的书生，然而，大家都看重自己，竺可桢也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余若不为浙大谋明哲保身主义，则浙大又必陷于党部之手，而党之被人操纵已无疑义”，而且“浙省文化近来退化殊甚，需一大学为中流砥柱”，加之当时他的许多同事和学生也极力劝他接任校长一职，夫人张侠魂（竺的妻姊张默君则是中国著名的政治家）也放出话来：“如今办大学者风气不好，须有正义感者出来，才有改进之期望。”如此，竺可桢经过慎重的思考和多方的咨询，遂提出自己“出山”的几个条件：“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这其中只有“半年为限”被打破了。竺可桢执掌浙大13年的光辉篇章由此揭幕。

　　13年办学提倡“求是”，而当政治风潮汹涌进入校园之后，校长竺可桢所凭借的治校宗旨和思想资源，一仍是他的自由主义，甚至这也影响到他对“学运”的立场和态度。

　　当年和后来很多人认为：竺可桢是一个进步人士。这不错，比如他爱护学生，特别是在“学运”中积极参与营救被捕学生，甚至有人称他是“东南民主营垒”浙江大学的“保姆”，等等。其实，这也是竺可桢一贯的做法，即他虽然反对政党干扰学校，但绝不反对学生参与政治，就在抗战胜利后，当时许多人已在深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担忧，而一直关心国家、社会和民族命运的竺可桢则认为：抗战胜利，国难已靖，大学的办学方针自“应以理智为重，本校‘求是’校训，亦即此意”，但“近年官吏贪污，学风不良，非道德之咎，实社会有不合理之处，今后大学应行教授治校制，以符合民主之潮流”。既然“社会有不合理之处”，师生自不能袖手旁观，为了“符合民主之潮流”，学校当亦不能成为社会之外的孤岛。从抗战到内战，浙江大学的学潮始终没有停息过。——遵义的“倒孔”（孔祥熙）风潮，竺可桢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杭州的“学运”高潮，一浪高过一浪，竺可桢更是焦头烂额，奔波于学校和军警当局之间。——今天，这一切，包括其中的很多细节，都可以从陆续出版的《竺可桢日记》中看到，而彼时竺可桢校长的内心世界，更是分明展现在人们的面前，——那是一个局促于育人大业和政治风潮之间的“尴尬人”的自白，也是一个谨守职责却又动辄得咎的校长的哀哀哭号。

　　面对“学潮”

　　“最是文人不自由”，何况校长。无法想象此前弦歌不辍的一所大学，战后在政治风潮的不断冲击下，其校长会烂漫热情于其间，尽管“学潮”拥有充足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于是，人们看到了这样一位竺校长，他千方百计地保护学生，又对不断升级的“学潮”头疼不已，他艰难地在当局和“学运”之间充当着调停、博弈的角色。

　　还在他就任不久，当时正值“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四周年，浙大“时事研究会”的纪念墙报尖锐批评政府，为此，杭州公安局长致函校方提请注意所谓“反动言论”，竺可桢不得不出面要求停止张贴壁报，但并未追究其责任。此后，浙大学生组织拟参加全国学联救国会，而学校的军训官则认定其乃一“反动组织”，而竺校长也不附和这种意见，只是会同属下郑晓沧、李寿恒等各院院长与学生会主席梁涛谈话，并劝导学生回教室上课而已，当杭州公安局欲逮捕梁涛时，竺校长则立即通知其马上离校避风，对其只作“停学一年”的处理。不久，就在抗战爆发的前夜，正值浙大毕业考试刚结束，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便衣特务诱捕了土木系四年级学生侯焕昭，并从其宿舍中搜出他与外文系学生陈怀白（此前胡乔木在浙大时发展的对象）的来往信函，其中有批评政府的言论。竺可桢审读了这些信函，认为“无甚大逆不道之处”，拒绝了省党部审查陈怀白的要求，并派人将侯焕昭保释出来。后来浙大迁至贵州，竺可桢曾对国民党遵义警备司令高文白明言：浙大办学在此，决不准国民党军警借任何理由来浙大搜捕。高文白竟同意了。当时竺校长为了保障学生的言论自由，还曾亲手书写了“民主堡垒”的大字，贴在学生会的《生活壁报》上。1942年，大后方学生掀起“倒孔”运动（当时传说孔祥熙派“飞机去港接洋狗，而吴稚晖全家、胡宗南、王儒堂、王宠惠、郭复初均不得出”。见《竺可桢日记》），浙大学生也在遵义开会，决定上街游行，要求国民党政府撤换贪污腐败的行政院长孔祥熙，教育部闻讯则电令必须阻止，竺可桢先劝说学生只在校内活动，不要外出，但是这回学生没有听他的话，他们情绪高昂，冲出了学校，在遵义街头游行示威，而军警已密集等待，准备弹压，竺校长闻讯立即派人到专员公署打招呼，又亲自走访国民党步兵学校校长兼警备司令张卓，请他设法阻止军警。最后，竺可桢还是不放心，索性赶到学生游行队伍前面，会同学生一齐参加游行，这次学生游行因此得以安全无虞。一边与当局周旋，一边要求学生“守法”和克制，这就是当时竺可桢的作为；作为校长，他是恪守了自己的职责的。此后，竺可桢一方面致电教育部引咎辞职，一方面也不得不开列一批名单给前来调查的官员，并处分了部分学生（其中，有两名学生按章被开除，但考虑到开除之后他们不再是学生，遂有被捕的危险，竺可桢于是推迟公布开除公告，等到地方当局向学校要人时，这两名学生已远走高飞了）。

　　遵义期间，原先竺校长和当局经过“博弈”达成的口头承诺“浙大办学在此，决不准国民党军警借任何理由来浙大搜捕”，事实上根本不可能维持。1942年1月，助教潘家苏和学生滕维藻（后为著名经济学家、南开大学校长，不久前逝世）的住处受到国民党湄潭党部的搜查，随后二人被拘押。竺可桢闻讯后立即赶赴湄潭，将二人带回遵义，名为交给遵义专员公署看管，实际是避免让特务直接插手。随后，竺校长又亲自布置搜集证据，调查事实，并特地去重庆会见国民党“中统局”局长徐恩曾，最后花费巨大的努力，将二人保释出来。然而，不久后，史地系学生王蕙和曾任“黑白文艺社”社长的何友谅亦在遵义被捕，后被押至贵阳，直到5月，竺校长才在贵阳见到二人。不成想，正在竺校长寻找营救的办法之时，二人又被转押至重庆“战士青年训导团”的集中营。到了1943年5月，竺校长只身前往探视，他在日记中言及，“车至青木关，在站见一穿制服者押一学生模样加手铐者，余为之泪下……”。不久，王蕙得以保释，何友谅却被杀害了。这一期间，竺可桢的心灵历程是怎样的惨淡，恐怕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到了1945年4月，遵义的浙大学生再次掀起学潮，竺可桢周旋其间，不堪其苦。他在精疲力竭之余，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下次如有罢课行为，不惜全体开除。以此等要挟手段不可为法。”因为他认为：“凡民主必先注意两点，即法治精神与少数服从多数，但多数亦须尊重少数人之意见。”

　　不久，回到杭州的浙大再次掀起“学潮”。1946年6月13日，杭州五千余学生举行“反内战”游行示威，国民党浙江省警备副司令竺鸣涛要求竺校长开除为首的七名浙大学生，竺校长表示“尚需调查”，敷衍搪塞了过去。然而不久，浙大的“学潮”终于到了高潮。——1947年，“于子三案”发生，浙大学生会主席于子三竟在被捕后死于狱中，而围绕所谓“于子三系自杀”的定谳，竺可桢与国民党当局几成决裂之势，反之，围绕安葬和纪念于子三，竺可桢亦与“学运”方面发生摩擦，几乎受到“葛杯”。这是竺可桢执掌浙大13年之中最艰难的日子，也是他一生中噩梦般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