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摔伤右臂真相：江青致其坠马 【2】

到莫斯科疗伤

8月27日，大家聚集在延安东门外的简易机场上，为周恩来送行。人们把希望寄托在莫斯科，希望周恩来回来时，能看到他伸出一只挥动自如的右臂。

飞机快要起飞了。正在马列学院和母亲任锐一起学习的孙维世骑马赶来，缠着邓颖超要求带她去苏联学习戏剧理论和导演专业。邓颖超很喜欢这个娇憨的养女，也同情她要求出国深造的志愿。周恩来微皱眉头：“要去，也得经过组织批准。”孙维世一听，策马飞奔，赶到枣园，求毛泽东批准。毛泽东笑着签了个字。孙维世高兴地手举着毛泽东的批示又策马奔回机场，穿着草鞋，随周恩来、邓颖超上了飞机。

同行的还有王稼祥、陈昌浩和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专家李德等，先飞到兰州，然后带上刘少奇的子女刘允斌、刘爱琴，高岗的儿子高毅，陈伯达的儿子陈小达一起前往。

这次周恩来到苏联治手臂，毛泽东有两件要紧事需要周恩来去做，一件就是将讨厌的瞎指挥红军吃败仗的德国军事顾问李德“捎”回共产国际，二是去看望贺子珍。

飞机将周恩来一行送到迪化（今乌鲁木齐），然后等苏联派飞机来接去莫斯科。迪化对于当时的中苏关系极为重要，苏联援华的武器、弹药、航空汽油等物资都要经过新疆的公路和阿拉木图至兰州的航空线运送。鉴于新疆的极端重要性，中共在迪化驻有代表。

周恩来在迪化听取了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和陈潭秋汇报工作，了解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欲挤走中共代表的情况。周恩来分别会见了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党员、原红四方面军西路军指战员、长征时部队被打散后流落到新疆的指战员以及进步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向他们介绍内地的抗日战争形势，询问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并勉励他们坚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还向负责文化工作的同志了解在新疆的进步文艺界人士的情况。

为了和缓中共代表与盛世才的关系，周恩来几次会见了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同新疆省政府主席兼边防督办盛世才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盛世才当年为了与蒋介石对抗，公开宣布实行“亲苏”政策，多次给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写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党中央派周小舟代表八路军到新疆。陈云、滕代远、邓发、周小舟等人代表共产党与盛世才协商，并达成协议，盛世才同意建立中共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设在迪化南梁的一座中俄合璧、土木结构的两层楼里，对外称“南梁第三招待所”。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回延安路过新疆，盛世才热情接待了他们。在筵席上，盛世才适时地向王明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王明不同意他加入中共，顾左右而言他，此事后来便没有了下文。盛世才加入中共的想法没有实现，便直接跑到苏联去见斯大林；斯大林正需要新疆腹地围拱苏联的安全，立即让盛世才秘密加入苏联共产党。1938年2月，中共中央应盛世才的邀请，从延安派遣3批干部100多人到新疆工作，其中有毛泽东的胞弟毛泽民，还有林为梁（化名林基路）、徐梦秋（化名孟一鸣）、汪小川（化名汪哮春）等，担任了盛世才政府的官员。毛泽民先后任省财政厅厅长、民政厅代理厅长等职，在整顿财经、税收，改革货币、金融，稳定新疆市场物价，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中共干部来到新疆工作，对新疆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共产党人在新疆掀起了抗日浪潮和新文化运动。茅盾、杜重远、萨空了、赵丹等都曾在新疆讲学和办报、演出。

盛世才与苏联和中共建立联系，是想借助苏联和中共来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向国民党闹独立性。而苏联是想稳住他，求得边界平安，不让新疆沦为日本或美国的势力范围。中共则是想扩大统一战线，保持一条与苏联之间的通道。盛世才心知肚明，所以，只一年，他对苏联和中共的态度发生急剧变化，自恃自己势力坐大，开始对中共采取限制和敌视的政策。盛世才以“新疆王”自居，新疆政府与共产党、国民党并称为中国平起平坐的三大政治集团，又以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领袖自居，而且还狂妄地把自己与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毛泽东一起并称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六大领袖”。周恩来在这个微妙时刻与盛世才会谈，有一定的危险性。双方见面时，周恩来的贴身警卫高度紧张，腰中揣着两支手枪，与周形影不离，不敢有丝毫松懈。

第一次见面盛世才还算斯文，设宴欢迎，邀请了杜重远作陪。席间，周恩来向杜重远询问了茅盾和张仲实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并建议在新疆学院开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课程。杜重远欣然接受，表示要亲自讲授，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激发新疆学院师生和新疆各族人民的抗日爱国热情。

周恩来与盛世才一共见面4次，最后一次，盛世才索性撕破脸面，傲慢地对周恩来提出：“我不允许你们共产党在新疆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你们应该立即将你们的政治局委员邓发召回去，我不想见到他。”并怒气冲冲地威胁道，“如果再让我见到他，老子就毙了他！”周恩来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和邓发所处的险境，果断地表态道：“我到莫斯科后，立即致电中央，邓发任期满马上召回。”

1939年9月14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到机场迎接周恩来、邓颖超一行。当日，周恩来立即被送到克里姆林宫医院住院检查和治疗。邓颖超住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住的留克斯大旅馆。在莫斯科，她高兴地见到了蔡畅、杨之华、贺子珍，还见到任弼时夫人陈琮英。

苏联政府派了七八名专家给周恩来会诊和治疗，当他们了解到延安的治疗方案和造成的后果之后，一个个摇头晃脑无法想象延安的医疗条件落后到什么程度。他们没有说一句责备的话，只是对医疗方法失当给病人带来的不应有的痛苦感到遗憾。

3次会诊之后，他们认为周恩来的病情并不复杂，凭他们的医术完全可以使这位中国党的领导人恢复健康，于是向周恩来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就是重新接骨，但要动两次手术，花费时间要长一些。这个方案即使万一不能恢复原来的状态，但效果肯定是好的。第二个方案，就是强力拉展已经愈合的肌肉，但最后手臂只能伸展40度到60度，效果不会很理想。苏联医生希望采用第一方案。

周恩来经过考虑，决定采用第二方案。他衷心地感谢苏联医生，但考虑到国内的工作在等着他，毅然决然地说：“我现在不可能长期在国外治病，国内的事情很多。别的就无需考虑了，只要能够用它进行工作和生活，我就满意了。”

9月19日，施行手术。这是一次小手术，只切除了一小块突出的骨头。过了一周之后，即25日就已拆线，经检查伤口已全部愈合。从拆线的第二天开始新的疗程，主要是按摩、烤电、运动和浴疗，目的是使受伤的手臂逐渐恢复运动技能。这种治疗过程并不比做手术更轻松，有时在注射麻药后，医生把他的胳膊强行按在一定的角度上加以固定，简直是痛苦异常，特别是在麻药失效后，病人疼痛难忍。

在治疗过程中，周恩来心里惦记着的还是工作。任弼时的秘书、翻译师哲去看望他，他还在忙着阅读什么，师哲疑惑不解。周恩来忽然说：“工作比医病更重要嘛！”师哲反问：“你是来医病的，还是先把病治好为宜。”周恩来说：“我这是外伤，影响不了我的思路和工作。我头脑清醒，精力旺盛，有时兴奋之至。”因为他对医疗密切配合，治疗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很快，他的手已经可以移动，手部的颤抖也减轻了。

看到自己的伤情无法达到以前想象中的痊愈，周恩来趁邓颖超一时不在身边，就想请任弼时给延安发电报，请当时党的总书记张闻天妥善处理江青的事，请求毛主席不要责备江青，以免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张闻天接电后亲自安排江青随同马列学院学生去农村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