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起步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再加上人口总量不大，当时对于环境保护工作的认识还仅限于以搞好生产和生活环境、改善城乡卫生面貌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生产规模有限，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尚不突出，从全国的总体情况来看，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局部性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此时真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问题还未提出，因而更谈不上制定与此相关的法律法规了。

　　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尤其是在“大跃进”时期，在全民大炼钢铁和国家集中力量大办重型工业后，全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现象开始加剧。1962年国家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通过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新兴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对环境的压力，工业污染问题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是，由于对环境保护工作缺乏必要的认识，恢复已经遭到破坏的生态环境的工作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①，（①这里所说没有环境保护意识，主要是从整体而言的环境保护认识。）被大量砍伐的林木未能及时补植，许多被破坏的地貌、植被更是没有进行有计划的恢复工作，这种完全依赖自然修复的恢复方式使得生态环境的复原速度极为缓慢。　从建国伊始至20世纪70年代，在局部地区及一些企业中还是有一些环境保护的措施出台并实施，如在改善城市环境方面，北方城市在有条件的地区采用集中供暖的措施，60年代北京为解决煤炭紧缺问题，提出了“节约用煤，不降室温”的口号，以把煤烧尽、不留任何未烧尽颗粒为原则对供暖锅炉进行了改造，此举不仅节约了大量煤炭，而且大大降低了粉尘排放量；此外，为解决工业排放问题，在60年代工业部门提出了“变废为宝”口号，即在工厂间、车间间加强协作，实现工业废物的再利用。如北京炼焦厂将用于净化、回收气体的水通过化学和生物处理进行再利用，不仅除去了废水中含有的有毒有害物质，同时还提炼出新的工业原料。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趋势进一步加快。一方面，由于在经济建设中强调数量而忽视质量，片面追求产值，不注意经济效益，尤其是各地“五小”工业的发展，在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导致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一些消费型城市由于执行了变消费型城市为生产型城市的方针，加剧了这些城市业已存在的工业污染。另一方面，随着全国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粮食问题亦逐渐凸显出来，为了解决“吃饭”问题，进一步强调“以粮为纲”，甚至在一些不宜种粮的地区也开始要求开荒种粮，毁林毁草现象加剧，围湖围海造田等问题开始突出，因而引发了严重的水土流失，生态环境更加恶化。

　　周恩来最先注意到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20世纪70年代初，全国正值“文化大革命”动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环境保护”这个概念还很陌生，更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都觉得中国的环境问题不大，不必太着急。同时，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有环境污染，认为那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不治之症，谁要是说中国有污染问题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还有一些人根据环境污染会危害人体健康的现象，认为环境问题属于卫生问题，无形之中降低了环境污染对经济社会危害的严重性。周恩来则敏锐地意识到在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也将面临环境公害问题。环境污染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必须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不能再等了，从现在起就应该抓紧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正因为如此，在周恩来的推动下，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起步并不晚。

　　1970年6月26日，周恩来在接见卫生部军管会的负责同志时讲到：“卫生系统要关心人民健康，特别是对水、空气，这两种容易污染。”针对美日等国发生的工业污染问题，他指出：“毛主席讲预防为主，要包括空气和水。要综合利用，把废气、废水都回收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不搞，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搞”，而且“必须解决”。[1]12月26日，周恩来在接见中联部、总参二部、外交部有关同志时再次谈到世界上几个发达国家的工业污染问题，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解决，他说：“过去伦敦的烟雾最多，现在比纽约少。……日本也是这样，战后畸形发展。我们不要做超级大国，不能不顾一切，要为后代着想，工业公害是一个新的问题。工业化一搞起来，这个问题就大了。”[1]

　　1970年10月，日本社会党参加浅沼稻次郎遇害纪念活动访华团到京，周恩来在会见访华团时了解到随行的浅沼夫人的女婿是专门从事公害问题报道的记者后，特意约这位记者作了长时间谈话，详细了解日本的公害情况及解决措施，并请这位记者第二天作一次环境保护报告。报告除了要求有关的科技人员参加外，还专门接了一条专线扩音器，要求国家机关的负责人、各个部委的负责人也都来旁听，以引起相关部门领导的重视，提高大家的环境保护认识。①报告结束后，周恩来还要求大家进行分组讨论，并把讨论情况向他汇报。在后来计委写的报告上，周恩来批示，要求把这份报告发给出席全国计划会议的所有人员。1971年2月15日，周恩来在接见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时再次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他指出：“现在公害已成为世界的大问题。废水、废气、废渣对美国危害很大……我们要除三害，非搞综合利用不可!我们要积极除害，变‘三害’为‘三利’。以后搞炼油厂要把　废气统统利用起来，煤也一样，各种矿石都要搞综合利用。这就需要动脑筋，要请教工人，发动群众讨论，要一个工厂一个工厂落实解决，每个项目，每个问题，要先抓三分之一，抓出样板，大家来学。"①（①日本记者在报告中，详细介绍了日本工业污染的严重情况，特别是水俣病(水银中毒症)的情况。报告引起了有关部门领导同志的重视，后来发现我国的水银电解厂和制镜等工业中已有此病发生，便立即采取了紧急消除污染的有效措施。详见顾明的《周总理是我国环保事业的奠基人》，载李琦主编《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西花厅工作人员的回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页。）

　　此后，周恩来又多次强调要注意环境保护问题。4月5日，他在接见全国交通工作会议的代表时指出：在经济建设中的废水、废气、废渣不解决就会成为公害。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公害很严重，我们要认识到在经济发展中会遇到这个问题，要采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2] 10月9日，他在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参观北京东方红石油化工总厂时，指示陪同的北京市和该厂负责人，要采取措施，消除危害工人健康的黄烟污染问题。[2](p.488)可见，此时的周恩来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工业化带来的污染问题，指出我们应该借鉴国外的经验教训，在规划设计、施工和生产过程中，采取有效的措施，综合利用、处理“三害”，保护群众健康。

　　1972年，北京市市场上出售的淡水鱼有异味，且官厅水库下游发现有大量鱼类死亡，经查主要是由于工业废水污染了官厅水库的水源。污染事件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他在看到卫生部门的相关报告后，指示立即成立官厅水库资源保护领导小组，由万里任组长，国务院各有关部委派人参加，并要求领导小组尽快查清水源污染情况。官厅水库资源领导小组在做了详细、大量的实地调查后，写出《关于桑干河水系污染情况的调查报告》并上报国务院，1972年9月5日，国务院批转了这个报告并作出批示，要求各有关部门和地区必须严肃对待此事，积极行动起来，根治桑干河的污染，一抓到底，不要半途而废。正是在周恩来的关注下，官厅水库的污染问题得到了迅速解决。官厅水库水源污染事件使周恩来更加认识到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紧迫性，此后他利用出席各种会议、会见各界人士、审阅文件报告及去各地视察等多种机会，一再强调要重视环境保护工作，积极行动起来解决工业污染问题。

　　蓟运河是70年代初突出的重污染河段之一，国务院几次批示，要求解决蓟运河的污染问题，相关部门在进行全面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污染的四项措施。我国华北地区的唯一天然大湖——白洋淀，对调节局部地区气候、改善华北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但长期以来由于淀区上游和周围区域内工厂增多，工业污水及生活废水大部分未经处理就排入淀内，污染了湖水。周恩来非常重视这一问题，亲自确定了“缓洪滞沥、蓄水灌溉、渔苇生产、综合利用”的16字治理方针。②

　　此时周恩来在强调解决污染问题时将预防为主的方针提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他提出要注意汲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在环境保护工作中少走弯路。同年4月5日，周恩来在会见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苏利克利·格林时说：“要消灭公害就必须提倡综合利用。因此在进行基本建设时，就要从项目方面、设备方面和科学技术方面更加注意，那才能免去祸害。否则，你们已经造成祸害以后，再去消除，那已经走了弯路。我们不能再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老路，要少走、不走弯路。”[1](p.333)1972年11月23日，他在听取河北、天津、北京有关负责人关于治理海河工作的情况汇报，详细询问了工程规划和消除公害的措施等问题。[2](p.564)据统计，从1970年到1974年的四年间，周恩来对环境保护共作过31次讲话。[3]正是由于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在“文化大革命”那特殊的年代里，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开始起步。（①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36页；顾明：《周总理是我国环保事业的奠基人》，李琦主编《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西花厅工作人员的回忆》，第332页。②详见《中国环境保护行政二十年》，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