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重庆的统战实践【2】

　　争取康心之 找康家小姐做工作

　　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巨子康心之的女儿康靓，受抗日救亡运动影响，在女子师范学校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并坚决要求去陕甘宁边区，但被父亲康心之拒绝。多次协商不成，康靓于1938年6月私自离家奔赴延安。康心之只得亲自去拜访周恩来，请求帮忙寻找女儿。

　　当时，康家四兄弟在重庆势力很大，老大康心孚是老同盟会员；老二康心如是四川“美丰”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长；老三康心之是四川省银行总经理、中央银行顾问；老四康心远是“宝丰”公司总经理。康家和许多国民党党政要人及地方实力派多有往来。事关统战大局，周恩来十分重视，答应了康心之。

　　却说康靓到延安后改名为康岱沙，进抗大和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多，进步较快，打算一辈子留在那里干革命。不料，邓颖超找到了她，与她亲切交谈，告之康心之多次去找周恩来和林伯渠，称思女心切，要求把康岱沙送回重庆。康岱沙听后表示绝不走回头路。邓大姐告诉她，如果她回重庆去，通过家庭成员、社会关系，多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就可以动员更多的人加入到抗战的队伍中。康岱沙恍然大悟，立即给家中写了信，还附上了一张近照。

　　1940年4月，周恩来到延安公干，返渝时带上了康岱沙。途中，他专门抽时间与康岱沙谈话，分析重庆的统战对象，他指出，对国民党元老、地方实力派和某些工商业者，不仅要看到其腐朽的一面，同时要看到其抗日的一面。比如，民族资本家剥削工人，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但他们还是要抗日的，愿做爱国的企业家和生意人，可以为抗日作点贡献。他还指导康岱沙如何运用区别对待、利用矛盾等方法做这些人的统战工作。周恩来特别叮嘱康岱沙不要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甚至对她的父亲、亲友可能提出的问题，以及在新环境中可能遇到的问题，都作了设想。为了防止家人催逼康岱沙结婚，周恩来还教她，回家后先把中耳炎治好，再向父亲提出要继续读书，争取考上大学。

　　回到重庆第二天，康岱沙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脱下了八路军军装，换上了周恩来让人事先为她准备的旗袍，邓颖超等还帮她作了一番打扮，使她重新变成大家闺秀的模样。随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又一起陪她驱车前往市中区领事巷，康心之的公馆就在那里。

　　离家两年的康岱沙，突然出现在康公馆，令康心之喜出望外。他对周恩来千恩万谢，说自己过去不了解共产党，现在知道共产党最讲情义。他见女儿言语恭顺、衣着光鲜，十分高兴，连续几天专设家宴，广招亲友庆贺。康心之是陕西人，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驻苏大使邵力子，以及西北军将领高桂滋、邓宝珊和其他一些西北籍人士便常到康公馆聚会，讨论局势，针砭时弊。康岱沙留心他们的政治态度，讲述自己在延安的见闻，对他们施加积极影响。

　　周恩来也时而上门小坐，畅谈时局，晓以大义，使康心之逐渐觉悟。康岱沙后来回忆：“周恩来同志非常重视做我家的工作，他常常派人送或寄来材料，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有时，亲自利用和工商界座谈的机会，同每个成员接触、交谈，耐心而深入地做思想工作。另外也派我回家做些工作，好从侧面了解国民党内有关情况和统治阶级内部关系，其中有些第一手材料可能有助于判断形势，制定政策。”“恩来同志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得出了一些具体的数字，利用开座谈会的机会，列举事实，有力地揭露国民党政府对民族经济的敲诈勒索，用材料和数字说明事实真相。这种有理有据的谈话，使得我父亲等人对恩来同志和我党十分钦佩和信服。在家人聚会时，谈起恩来同志常常是赞扬不已，心服口服。”当时，康公馆逐渐成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据点。1941年民盟组织成立后，康心之几次把自己的公馆借给民盟开会或举行活动。为了感谢延安方面对女儿的培养，康家向陕甘宁边区运送过7卡车物资，还两次捐款数千元赞助抗大、陕北公学和女子大学，受到延安方面的好评。

　　后来，因康岱沙在成都光华大学读书时曾被国民党特务抓捕，并有再次被捕的危险，周恩来考虑再三，决定将她再次送到延安去，并向康心之说明了情况。康岱沙临走前，周恩来特地安排让康心之到红岩村看女儿。当时，汽车不能直接开上红岩村，周恩来便让办事处专门准备了一乘滑竿，将康心之抬上了山。那天，周恩来因在城里参加国共谈判，遂委托办事处处长钱之光接待了康心之。康心之这次不再阻拦女儿去延安了，还托女儿带了两条“三五牌”香烟，请她转交给毛泽东。

　　新中国成立后，康心之被安排为重庆市各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他积极拥护公私合营，将煤矿等资产、领事巷10号私宅无偿捐给人民政府，搬到北京史家胡同57号居住。在周恩来的关心下，1956年，康心之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当时国家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按月发定息，所以康心之拒收全国政协每月给他的200元补助。他在自己的文稿中写道：“心之以领定息足以生活，对全国政协每月致送二百元婉辞拒收，为国家点滴节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