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皖南事变前后【3】

三

1月17日晚上，天下着蒙蒙细雨,地处大有农场丛林中的八路军办事处一片宁静。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办事处副官岳仁和从睡梦中惊醒。机要科长童小鹏来到了岳仁和的房间，“有紧急任务，快到周副主席房间里去！”童小鹏说。

岳仁和清楚地知道：新四军军部在皖南被围以后，陪都的气氛也异常紧张。

“莫非国民党果然采取了突然袭击吗？”岳仁和不敢多想。他匆忙地来到二楼周恩来的办公室里。在昏暗的灯光下，只见周恩来面容严肃，心情沉重地坐在办公桌旁。童小鹏随手交给岳仁和一封信。周恩来起身说道：“马上送到《新华日报》去！不一定走大路。告诉潘（梓年）社长，把这题词用手迹制版登在被扣去的稿件处，并要报馆加快编排和制版印刷，组织好发行力量，抢在次日各大报发行之前送到广大读者手中。”

原来，“一·一七”通告发表后，国民党新闻机关强迫重庆各报必须在18日见报，并要刊载国民党“发言人谈话”。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拒绝刊载，并组织人员撰写了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消息和驳斥国民党反动军令的社论，全都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扣压。他们扣压了稿件后仍不放心，还派出了新闻检查官到《新华日报》社督促，声言要看明日报纸的大样。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满含悲愤地亲笔写下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四言挽诗，向国民党反动的专制统治发出了无声的抗议，同时，也是对皖南新四军将士寄托的无限哀悼！

岳仁和接受任务后，向周恩来敬了一个军礼，迅速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

夜深了，化龙桥《新华日报》馆灯火通明，印刷机响个不停。报馆人员正在紧张而有秩序地工作。新闻检查官带着几名宪兵坐在报馆简陋的会客室里，总编辑章汉夫和编辑都主任石西民陪着他们在炉边烤火，请他们喝热粥取暖。检查官打开了话匣：“章总编，我是奉命来的，目的是要求《新华日报》明天的报纸上不要登载反政府的新闻和文章，希望你们体谅我的苦衷，明天报上没有什么事，大家都过得去，我也好交差了。”

章汉夫回答道：“检查官先生，新四军是勇敢抗日的军队，为什么政府军不守信义，对正在北撤的新四军突然发动围歼？你们作了这样亲痛仇快的事，居然还颠倒事实真相，宣布新四军是叛军，对我们送审的揭露事实真相的新闻稿也加以扣压，你们这样做，只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称赞。你们不让《新华日报》刊登事实真相的报道，道理何在？新闻自由权利在哪里？”

“不谈这些了，章先生说明天报上不登‘免登’的新闻，那就好了。”

“我们明天一定不登揭露的新闻，但是你们也休想一手掩盖天下耳目。就这样，我们说过的话算数。不登就一定不登，你去罢，半夜三更待在这山沟里干什么？”

“好！好！好！不登就好。我再坐一下，等报纸印出来了再回去。”

“还不放心？共产党讲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唉，唉，没有别的意思，职责所在嘛！”

为了刊登周恩来撰写的题词和挽诗，这天的《新华日报》版面作了特殊安排，发了两篇同木刻题词挽诗一样大小的稿件，这是专门供这位检查官和报馆门外的宪兵特务看的。他们见报上没有皖南事变的字样，以为“平安无事”就离开了。

这一天，报馆经理部为提前发行作了周密准备。天蒙蒙亮，大家便分途把报纸发送出去，清晨6点多钟，《新华日报》已粘贴在大街小巷的阅报栏里，送到订户家中。等到别家报纸出版，人们早巳看过周恩来的题词和挽诗在议论纷纷了。

四

1月18日，周恩来收到来自延安党中央的一封急电：“国民党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审判叶挺，证明国民党准备破裂之决心，你们在重庆环境日险，作用日小，因此，应立即设法借故离渝……”

国民党“一·一七”通告发表后，中共中央对日益恶化的政治局势作出了国民党有可能与我党迅速破裂的判断，重庆有重演皖南新四军悲剧的可能。党中央认为，为了处在陪都重庆的周恩来和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被逮捕扣押，最急切的问题与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命令周恩来等赶紧寻机脱离重庆，撤回延安。

两天过去了，延安党中央见周恩来等仍留在重庆，心急如焚。

20日，党中央又发来第二封急电：“恩来、剑英、必武、颖超及办事处、报馆重要干部最短期离渝……”

第二封电报比第一封电报更急，强调时间的紧迫性，措词更为强烈，这是中央决定的。但是，一向以组织纪律性强著称的周恩来，在此紧急关头却冷静沉着，没有简单地表示“服从命令”，一走了之，他把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叫到他的办公室，将中央要求迅速撤回延安的电报通报诸位，提请大家商量到底是撤还是留。大家认为：皖南事变后，由于我党特别是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同志连日来的不断交涉和宣传，各界人士对事变的真相有了一定的了解，国际舆论也纷纷责难蒋介石，国民党气势汹汹的攻势开始转为被动辩护的守势。在这种极利于我党斗争的情况下撤退，我们将失去政治上进一步进攻的阵地，于我方极为不利。何况我党在国统区的组织尚未撤退、转移、疏散完毕，如果撤回，势必影响党的威信，瓦解斗志，一旦破裂，大的损失将不可避免。再说，现在撤回，国民党当局未必会放我们走。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此时难以离开，为了政治上的反攻，还是不撤为好。

周恩来听着大家入理的分析，频频点头，不时插话，表示同意。最后，他断然地说：“我要坚持到最后。”党中央得知这一情况后，仍然来电催促尽快回去，经周恩来反复陈说，中央终于同意他和董必武、邓颖超等一部分干部继续留在重庆，坚持斗争。这就保存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指挥中心，保存了国共联系的主渠道，保持了国共团结抗战的局面，也保存了皖南事变后，我党进行政治上反攻的前沿阵地。

在周恩来主持下，政治上反攻广泛展开。1月17日晚，当他得知“一·一七”通告后，立即在曾家岩通过电话痛斥“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19日，南方局军事组起草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遭围歼真相》的材料经周恩来审定在重庆秘密散发。他与董必武、邓颖超等向中央建议，用新四军各支队名义发出通电，拒绝“一·一七”通令，要求恢复新四军、释放叶挺和被捕官兵，惩办肇事者；由八路军将领发表通电，表示坚持抗战，声援新四军。这些建议被中央采纳。在国际上，周恩来与在重庆的苏美英等国大使、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广泛接触，通过他们敦促政府促使国民党改变反共政策。他还电告此时已回到美国的斯特朗，请她把回国途经重庆时得到的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有关材料予以发表，结果使这些材料登载在美国纽约一些报纸和《美亚》杂志上，使皖南事变的真相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