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阻止南昌起义 周恩来拍了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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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图为出席会议的部分人员合影。左起：张闻天、康生、周恩来、凯丰、王明、毛泽东、任弼时、张国焘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又称脚木足，今马尔康县白莎寨） 另立“中央”，并自任“临时中央主席”，扬言要“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秦邦宪） 的党籍，并下令通缉”。甚至在会场张贴一幅大啄木鸟口含毛、周、张、博的漫画。张国焘得意地说：“川康省理番县‘卓木碉’这个名字很吉祥。卓木碉，啄木鸟嘛！我们要做一只革命的大啄木鸟，要把红军中的蛀虫从革命事业这棵大树中啄出来！”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都在不同时期担任过中共最高领导或负过总责，张国焘为何都与他们结怨，耿耿于怀，以至要把他们都“开除出党”？这四位党的重要领导人与张国焘之间究竟发生过哪些重大事件呢？

张国焘和毛泽东在北京大学相识，都是中共一大代表

张国焘与毛泽东的第一次相识应该是在1919年。1918年10月，毛泽东经老师杨昌济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当时，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把毛泽东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负责新到报刊和读者姓名的登记工作，月薪为八块大洋。

尽管毛泽东在湖南已有些名气，而且比张国焘大4岁，但此时张国焘已经是北京大学著名的学生运动领袖了。

有一天，张国焘来拜访李大钊，正巧毛泽东也在。李大钊向毛泽东介绍说：“这位是张特立，张国焘同志。”

毛泽东迎上前，热情地同张国焘握手，并自我介绍说：“我是湖南毛润之。”张国焘向毛泽东点点头，然后旁若无人地与李大钊高谈阔论起来。

在这之前，张国焘经常去图书馆，在图书馆里见过毛泽东，知道毛泽东是图书馆里的职员，但并没有交谈过。因为他根本看不起这个小伙计角色的管理员。

两人这次在李大钊家中的相遇，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不同的。许多年后，毛泽东在陕北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谈及自己与张国焘在北大相识那段经历时，深有感触地说：“他们看不起我这个乡下土包子。”而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对这段时间的毛泽东有过一句点评：毛泽东和中共另一早期党员刘仁静一样，或许是思想有些“急进”。

1920年，毛泽东在湖南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很受陈独秀的赏识。此时，张国焘由于思想先进，也很受陈独秀器重。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13名代表到了上海。张国焘一见到毛泽东，便高兴地问候道：“毛润之，一路辛苦。”会议期间，张国焘不但主动与毛泽东讨论了一些有关建党的问题，还兴致勃勃地回忆起在北大的情形。

张国焘为什么一反常态呢？这可能是因为张国焘是中共一大的主持人，而毛泽东只在会上担任记录员。张国焘要做出一点领导者的姿态吧。从中共成立之日起，张国焘有较长一段时间居于中共的核心领导地位。

一大结束后，张国焘被选进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分管组织工作。张国焘后来回忆起在一大时对毛泽东的印象：“脱不了湖南的土气，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来。”

1923年，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两人都是代表，又见了面。在三大上，对国共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发生了争论。张国焘认为，工人阶级只能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下进行革命，不同意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否则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也不同意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组织。张国焘的观点成为会议争论的焦点，多数人不同意他的观点。毛泽东在发言中根据湖南工人运动的经验，说明搞联合阵线的必要性，认为大批工农加入国民党，正可以改造它的阶级成分，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阵线，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党内合作的主张，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仍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

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局成员。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共领导核心，刚好30岁。而张国焘则落选了。毛泽东协助陈独秀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张国焘也注意到毛泽东不是个简单人物。他回忆说，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一个新问题———农民运动，是“这个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回到北京的张国焘，心灰意冷，与杨子烈结婚。在北京，他与杨子烈一同被捕，并背叛了共产党，但不为人知，五个月后出狱。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张国焘又被选为中央局委员，重回中央工作；而毛泽东则落选了。

落选的毛泽东有机会深入社会调查，并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1951年，毛泽东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写了这样一个题注：“此文是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

1927年5月，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张国焘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再次进入中共领导核心。毛泽东也参加了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1927年7月刚刚经过改组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的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这个紧急关头决定了三件事：将中共所掌握或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在秋收季节，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起义；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决定新时期的新政策。这样，周恩来、张国焘先后去了南昌，准备起义；而毛泽东则去了湖南领导秋收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