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发金忆周恩来：以普通人身份置身于群众之中【3】

我的岳父佟铮是1937年入党的老干部。他是东北军学兵队的手枪队员，秘密参加了抗日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西安事变中执行过活捉蒋介石的任务。他亲身感受到周恩来在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事变之后，学兵队因“思想左倾”被遣散，他辗转至太原参加了八路军。他对周恩来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北京市建筑口工作，曾任北京市建委常务副主任、市委城建部部长，多次当面向周总理汇报过工作。“文革”末期，周总理还过问对他的工作安排。1976年，周总理逝世，他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回家后，他心情沉重，几乎一天不讲话。临睡前，他自言自语：“周总理是我最敬重的人，今后再也看不到周总理了。”

我哥哥杨发珍1966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后成为高级工程师。他搞科研工作，对政治也极为关注。1967年，已经有人公开反对周总理。他说：“周恩来在中国社会基础雄厚，谁反对周总理，谁就将死无葬身之地。”

我的表哥曹玉文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来成为哲学系博士生导师。1967年我从二外到北大看望他。他对我说：“周总理爱护学生，维护大局，真是苦心用尽。两派中人如果有他百分之一的水平，就不至于互相残杀了。周总理看到眼前的内战局面，一定非常痛心。”

我的妻子佟晓莹曾是北京八一学校的学生，参加过几次周总理在北京机场举行的欢迎外宾仪式，被安排向主宾献花。1957年11月，北京已进入冬天，她却身着裙子久久等待。她向阿富汗首相达乌德献上鲜花后，向周总理致敬。周总理拉住她的手，问：“冷不冷？”她不假思索地说：“冷。”周总理微笑着说：“好啊，实事求是啊。”事后，有人说她应该回答不冷，她说：“周总理还夸我说实话呢。”周总理拉着她的手与达乌德首相的合影见报后，她成了学校的小明星。她把这张合影作为至爱保存至今。

我的亲人很多，他们都衷心爱戴周总理。

国际友人心中的周恩来

我调入外交部不久即被派往中国驻古巴大使馆工作，此后又在中国驻阿根廷、西班牙、厄瓜多尔、秘鲁、乌拉圭和巴拿马的大使馆、总领事馆和商务代表处任职，长达18个年头，从而结识了许多上层人士。我认识的友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周恩来的仰慕者。

1989年4月上旬，当时正在竞选阿根廷总统的拉里奥哈省长卡洛斯·梅内姆对我说：“感谢新闻官先生参加我的政治活动。我很敬重中国的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他们都是改天换地的领袖，了不起。我也要改变阿根廷。”梅内姆竞选获胜，自1989年7月至1999年12月连任两届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