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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五次发脾气 

权延赤

2019年06月04日11:43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本文摘自《走近周恩来》,作者 权延赤,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不要误会总理没脾气,他脾气大发时也是足够“吓”人的。要讲至情至性奔放不羁的周恩来,就不能不讲讲我所见过的至今记忆鲜明如初的他的五次发脾气。

  若是对敌斗争,无论怎样愤怒,怎样激烈,都不能叫做发脾气。“发脾气”在这里特定地是指对同志、对朋友,对身边所亲近的人表现出激烈的情绪、批评,甚至训斥……

  我们曾经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相聚时,常谈及现在回忆和描写总理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及回忆录,都感到缺了什么,就是没反映出总理严厉的一面。

  总理个人的基本色调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但决不缺少严厉;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到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没有谁不曾感受到这种严厉。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务院副总理及各部委办的负责人,都有些“怕”总理。同其他伟大的领袖人物相比较,甚至是“最怕周总理”。

  有位老同志说过一句虽然不够准确全面,但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接近事实的真话。他说:“我这辈子只怕两个人:怕主席的威严,怕总理的认真。”

  我讲总理的五次发脾气,实际是选择了五种不同场合、不同对象和不同原因的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源自跳舞。

  总理爱跳舞。他难得休息和娱乐,有点宝贵的休息时间他首先是选择跳舞,因为跳舞可以集运动、放松和工作为一体,这些在后面章节里将详细介绍。

  50年代的舞会是比较多的。那时没有迪斯科、霹雳舞、太空舞这些名堂,那时只是交谊舞,并且基本就是“三步”、“四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主要在春藕斋跳,总理去得不多,总理主要是在紫光阁和北京饭店跳舞。因为国务院领导、各部委办负责人及部分在京的军队领导人,主要都是在这两个地方跳。陪舞的女性主要来自部队。那时阶级斗争还激烈,政治审查严,部队的人可靠。也有文艺团体的女性,包括一些著名演员。

  千人千性,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对于高级领导干部也不例外,表现在舞场上也必然“气象万千”了。

  比如总理,他不愧德尊一代,功垂千古。跳舞也是高雅文明,既洒脱又礼貌,风度翩翩又绝无轻浮。

  比如陈老总,与总理风格相异,或轻松随便,或热烈活泼,或漫不经心,但绝无轻浮越轨。

  不过,也确实有领导干部热烈至过头、随便到越轨。怎么说呢?讲好听了叫解放、叫超前,讲难听了叫放肆、叫放浪。

  周恩来第一次为跳舞发脾气是在北京饭店。舞会一般是8点开始,总理往往是10点到,象征性跳几圈,同大家见见面,向舞伴问些部队或社会上的情况,同各部门负责人简单交流一下工作意见就退席。

  记得那天舞会,赵燕侠、新凤霞、马玉涛这些著名女演员也参加了,间场时还组织几个唱段。总理本来就喜欢听她们唱,心情格外明朗愉快。跳舞时,轻捷潇洒,像一股春风;听歌时,头稍稍后仰,嘴角漾着静温无言的微笑,右手在坐椅扶手上轻轻打拍子。这一切都是我所熟悉的周恩来。

  然而,跳过三场后,总理脸色忽然变了。笑容被一只无形的手用力抹去,他的脸胀红起来,仿佛为什么事感到羞耻,眉头微蹙,目光朝某一个目标一瞥又一瞥……

  一般情况下,我们身边工作人员跟随总理去跳舞时,都是可以跟着下场的。我注意到总理的变色变态,顺他的目光寻找,发现了问题所在。

  那是位相当一级的负责干部,他的跳舞,用我们当时的话讲,叫做“很不严肃”。我们对首长都是很尊重的,所以只讲“很不严肃”,不会讲更过分的话。他的舞蹈动作越轨了。现在的舞场上,这种“镜头”可能不少见,那时可不然,有点“触目惊心”。怎么说呢?比如现在有人跳“磨肚皮舞”,他与那个年轻的女文工团员,即便说不到磨肚皮,也搂得够紧,贴上去了。比如现在有人跳“贴面舞”,他那不叫贴面也是时触时离,若离若即。随着舞会渐渐热烈,他跟那个年轻女团员也渐渐炽烈,他的手也开始不老实,上下轻移,摸摸捏捏……

  总理的脸色由红渐渐转苍白,他的感情从羞耻而变成恼火义愤;他的目光开始还犀利地朝那位干部扫射,后来终于黯淡下来,伤心失望地再不肯看那位干部一眼。

  他已经跳到了门口的方向,虽然舞曲未终,他也不再继续旋转,彬彬有礼地脱离舞伴,点点头,歉意地说:“对不起,我有事,该走了。”

  我们虽然正年轻,想跳舞,但是不敢离开他,一见他要走,都匆匆扔下舞伴去追随。一名卫士就跑去拿他的大衣。

  那时没有现在的讲究,现在高级饭店的舞场都有存放衣物处,当然也有失窃严重的原因。那时没有这种服务,也没有失窃的忧虑。参加舞会的人,多余衣物都是往椅子沙发上一丢,摞一大堆;不分职务高低,不分衣物高档低档干净不干净,全堆一起。总理在门口站住脚,看卫士取大衣。卫士手忙脚乱,翻出总理的大衣,往出拿时,把压在上面的别人的一件衣物弄掉地了。

  当卫士将大衣交给总理时,胸脯正在起伏的总理忽然脾气大发。他生来不会骂人。毛泽东偶尔发火还会说个“屁话”,吼一声“滚”。总理连这些话也从不会讲。他最严厉的话是:“这是不允许的!”他激烈时也不过两句典型语言:“滑稽!”或“胡闹台!”

  现在,总理显得那么严厉,目光和声音一样尖锐:“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把别人的衣服弄掉地?这是不尊重人,是不礼貌,不文明!”

  总理前两句话声音还不大,说到“不尊重人”,“不礼貌,不文明”时,声音放得很大,传向舞场。卫士何曾见过这样的脾气大发,默默地低下头。总理却继续大声训斥着:“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小事不注意,遇到时机一样能闹出大事。这是不允许的!”

  卫士知道“这是不允许的”分量,他哭了。

  总理板着面孔走了,登车而去。他批评人无论多么严厉,事后总要再找你一次,重新解释安慰一番。

  “唉,发脾气是一种无能表现。”总理事后这样解释:“对不起了,请你原谅。我那天心情不好,这不是对着你来的……”

  我们都明白,总理大声训斥的那些话,是说给放肆舞场的极少数负责干部的。

  还是那句话,千人千性,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我们经常跟随总理去参加舞会,他又常常是在舞会进行一段时间后到场,正是热烈起来的时候,有时难免遇到不严肃的场面。遇到了他就生气。记得第二次遇到时,他当场就不跳了,就在舞场中间气愤地喊了一声:“不跳了!走!”随着这一声,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就都停下舞,追着总理往出走。有名卫士跳舞中没听见,等发现追出去时,总理已经甩下他坐车走了。

  可是,这种含蓄的批评、抗议和警告,有时并不能解决问题。总理在场,那个别干部注意些,总理不在,他们还是不肯放弃这种“放松”和“愉快”。总理参加舞会没有准点,有时仍然要碰上。他终于忍无可忍,开始了当面的严厉批评。我们这些跟随左右的人,见他批评过不少次,对有些人很不满,不留情面地表达了义愤。记得有次一位干部“不严肃”,见总理来到,跳舞“放”不开了,就想带着结识的年轻舞伴一起登车走。总理拦住了他,严厉训斥:“你年纪也不小了,连这一点自我约束也做不到?你这样胡闹台,不觉得羞耻吗?……”

  公开的舞场上,气氛总的说是健康而朝气蓬勃;偶尔也只是个别人有所越轨,在总理的影响下还渐渐改正收敛了。真正气氛不够好的还是“家庭舞会”。

  所谓家庭舞会,好像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听得多了,其实建国之初就有。当然,一般人是搞不了的,大城市里的资本家另当别论,以共产党的干部讲,就是那些司令、部长也没有搞的条件,也想不到去搞。就我的所见所闻,似乎只有高岗搞过。

  那时,高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可以说身处权力的顶层。他有能力,有魄力,精明强干,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作出较大贡献和成绩,抗美援朝又有新奉献,受到过毛泽东的表扬。

  不过,这个人也有弱点,就是喜欢亲近女色,并且不大在意人们对这种事的议论。用林彪一句名言来讲,就是认为“小节无害”。他在东北是最大的“西瓜”。高岗不点头,老天爷也不敢下雨。就是东北军区某些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有一位他看不上眼了,也照样表个态度就能将其拿下来免职。这原因很简单。历朝历代,开国之初都必然经历一个“英雄治国”的阶段。这是巩固政权时所不可免的,各方“诸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在建立健全法治之前完成其人治的历史使命。

  大权在握的“诸侯”,能否用理想、道德及党纪、军纪、政纪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就要取决于其自身的人品和修养了。高岗的长处不应否认,抗美援朝时,东北处于特殊地位,高岗自然也负有特殊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朝鲜是彭德怀总揽,东北是高岗总揽,北京是总理总揽,这三个人接触频繁,共商共事,一道奋斗,不能说没有感情。所以高岗到北京后,在他家组织舞会,总要让秘书通知我们,请总理务必光临。

  但高岗的短处也无须遮掩。他的亲近女色有时简直“坦荡”得无所顾忌。在东北时,他喜欢白俄姑娘,一旦被缠住,他可以毫不在乎地给东北军区或东北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打电话,叫送“招待费”去“救驾”,打发那些爱钱不怕官的姑娘。办理过这类“救驾”事宜的老同志已经有过回忆文章,这里不多讲。可是高岗的不在乎也太过了,他就没想想北京不是东北。东北的“西瓜”到了北京也许就是“芝麻”,至少也不再是“大西瓜”。

  第一次邀请,总理兴致勃勃地赶去参加了。刚见面时当然都很热烈礼貌,还免不了互相客气一番。一个是总理,一个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互相都很尊重。舞一旦跳起来了,高岗便渐渐有点“原形毕露”,目光像猎手一样搜寻和享受女性特有的曲线部位的美,调情的话多起来,有些甚至讲得很粗俗。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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