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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南方局的秘密电波【4】

2019年05月30日15:10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8日晨,我们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召集会议,成立保密委员会,由我、袁超俊、龙潜以及办事处、周公馆和报社各派一个人组成,由我牵头。我们用两天时间制定了详细的保密工作条例,内容包括对内部文件保管使用的规定、工作人员外出行动的纪律以及在外应付突变的措施等。当我们把这个条例交给周恩来审定时,他表示满意,批准立即执行。这个条例,当年在南方局、办事处和报社工作的同志都知道,它以后成为我们在国统区对敌斗争、应付突然袭击及保卫、保密工作的守则。

  为了应付国民党反动派的突然袭击,在具体执行条例时,我们又采取了一些应变措施。

  一是要求各部门认真清理机密文件材料。有些重要的材料要立即用密电发往延安,发完之后即烧毁。一般机密材料要记在脑子里,不保存。非保存不可的,如密码,每个人所联系的重要关系的地址、暗语等,要用极小的字把它抄到很薄的纸上,并放在随手可取的隐蔽地方。三楼机要科保险柜里还故意放几本假密码本子,而真密码本遇紧急情况即烧毁;备用密码本则用铁盒装起来,藏在水泥砖心里,与砖夹在一起,不易察觉。三楼专门备了一个烧文件的铁炉子,电报传阅过即毁,并准备紧急时烧材料。

  二是每层楼安装一个电铃,电铃按钮装在传达室。一旦有情况,值班人员拉响警铃,各个部门立即做应急处理。在二楼、三楼的楼梯口处装上结实的门,紧急时分工把守,争取时间销毁密件。

  三是加强警卫,传达室增加人员,二楼加哨,昼夜值班。警卫班喂了一条狗,取名“汪精卫”,帮助看门。

  这些紧急措施下达后,周恩来还组织我们进行了一次演练,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正当斗争紧张的时刻,我意外地害了一场病。1月20日,我从曾家岩回到红岩,上台阶时,感到两腿没力,踉踉跄跄地回到办事处,请刘子华医生试体温,竟达39℃。但他无法判断是什么病,马上报告钱之光处长,钱之光又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决定马上送武汉疗养医院,机要工作暂由刘三源负责。刘三源是中央机要科科长,1940年5月随周恩来到重庆,准备接替我的工作。本来周恩来已批准我的请求让我回延安学习,因工作和形势紧张,又决定我留下来。我病愈恢复工作后,刘三源就调到香港工作去了。我住院时,领导同志一直很关心,叶剑英曾来看过我,并请医生好好诊治。但医院条件差,我牙痛,没有牙科,外科大夫就把我全身麻醉后拔牙,把牙拔断了,牙根还在里头。以后经邓大姐介绍的名牙医韩文信诊治,才把牙根拔出。那时恰巧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销,处长李克农等在重庆等车去延安,他的女儿双凤(即李冰)是护士,李克农要她在医院陪我几天。她准备为我输血,但因血型不同改为肌肉注射针剂。我住院十天,据说患了副伤寒,烧退就回红岩休息。在紧张的战斗中,哪里休息得住,很快我就又投入到了工作中。为了减少损失,机要人员也实行疏散,只留邱松、紫非、郭庆标三人,赵继、康锡林到外面隐蔽。电报多时我也参加译电。电台的杨力平到桂林设密台,江洪回家隐蔽。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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