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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至孝情怀【2】

刘永辉

2019年05月28日15:10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38年1月,周恩来写信给正在天津的父亲,希望他能来武汉和自己一起生活。5月,当父亲到达武汉那天,周恩来正在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老舍曾对当天的情形有过具体、生动的描述:“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不,不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地在一块工作……最后(他眼中含着泪)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10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更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掌声送他下楼)”

  在以后的日子里,虽然偶有小别,但父亲基本上是和周恩来生活在一起。1940年,周劭纲和一些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家属转移到重庆红岩。以后,他就一直没有离开红岩,这里也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站。

  在忙碌的人群中,周劭纲有些孤寂。周恩来工作十分繁忙,也没有过多的时间陪老人,但他嘱咐办事处正在病休的张颖等工作人员,抽空多陪陪老人。

  1942年7月,周劭纲生病发烧,后来病情转重。老人非常想见见周恩来,而此时的周恩来也因为小肠疝气复发,正住院治疗。考虑到他的病情,邓颖超和身边工作人员并没有过多提起老爷子的病情。他还想着父亲的生日,在7月6日致邓颖超的信中写道:“本星期六出院的计划是打破了,因为开刀起十九天,应该是7号或11号,再过两三天出院,也须是下星期三了。所以我请你和爹爹商量一下,如果他愿意28号本天请人吃饭,那就不必等我回来,免得他老人家不高兴……”周恩来十分牵挂父亲的病情。9日,邓颖超致信周恩来,其中谈到父亲的病情,说:“这几日我均在山上招呼,你可勿念。”周恩来接信后很是惦念,并于10日复信邓颖超:“我对他的病,不很放心,望你转禀他好望精养。我这里默祷他的康宁。”之后又细致地指出:“爹爹的病状,除疟疾外,还宜注意他的年事已高,体力虽好,但他过分喜欢饮酒,难免没有内亏。所以主治他的办法,必须先清内火,消积食,安睡眠。东西愈少吃愈好,吃的东西亦须注意消化与营养,如牛乳、豆浆、米汤、饼干之类,挂面万不可吃。假使热再不退,大便又不通,则宜进行清胃灌肠,勿专当疟疾医。”

  这封信的字里行间,表现出一个儿子对父亲病情的关切,情感真挚、细致入微,读来让人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可是,周恩来没有想到,就在他写信那天晚上,父亲怀着对儿子的思念永远地离开了。鉴于周恩来的健康状况,邓颖超和办事处的同志们商定先不告诉他。“纸里包不住火”,周恩来还是在13日这天知道了。得知父亲已经过世,周恩来悲恸欲绝,痛哭不已。当晚,他即为父亲守灵直到拂晓。几天后,周恩来致电在延安的毛泽东:“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毛泽东很快复电:“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切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

  在周劭纲老先生病逝后,蒋介石等国民党政府要员和各界人士或致函慰问,或亲往悼唁。《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就收录有一封以周恩来、邓颖超夫妻的名义致张申府先生的信:“申府先生道右:哀启者,先严弃养,承蒙友好姻亲多方吊唁,或劳玉趾,或辱瑶函,或赐挽章,或颁刍束,悼死慰生,无任铭刻。惟来以卧病之后,复当大事,心痛体弱,致未能一一登门踵谢,用答隆谊。惶悚之余,特函告罪,请恕失礼。哀此奉复,诸维矜察,并颂道安……”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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