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至孝情怀【2】

　　1938年1月，周恩来写信给正在天津的父亲，希望他能来武汉和自己一起生活。5月，当父亲到达武汉那天，周恩来正在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老舍曾对当天的情形有过具体、生动的描述：“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不，不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地在一块工作……最后（他眼中含着泪）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10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更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掌声送他下楼）”

　　在以后的日子里，虽然偶有小别，但父亲基本上是和周恩来生活在一起。1940年，周劭纲和一些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家属转移到重庆红岩。以后，他就一直没有离开红岩，这里也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站。

　　在忙碌的人群中，周劭纲有些孤寂。周恩来工作十分繁忙，也没有过多的时间陪老人，但他嘱咐办事处正在病休的张颖等工作人员，抽空多陪陪老人。

　　1942年7月，周劭纲生病发烧，后来病情转重。老人非常想见见周恩来，而此时的周恩来也因为小肠疝气复发，正住院治疗。考虑到他的病情，邓颖超和身边工作人员并没有过多提起老爷子的病情。他还想着父亲的生日，在7月6日致邓颖超的信中写道：“本星期六出院的计划是打破了，因为开刀起十九天，应该是7号或11号，再过两三天出院，也须是下星期三了。所以我请你和爹爹商量一下，如果他愿意28号本天请人吃饭，那就不必等我回来，免得他老人家不高兴……”周恩来十分牵挂父亲的病情。9日，邓颖超致信周恩来，其中谈到父亲的病情，说：“这几日我均在山上招呼，你可勿念。”周恩来接信后很是惦念，并于10日复信邓颖超：“我对他的病，不很放心，望你转禀他好望精养。我这里默祷他的康宁。”之后又细致地指出：“爹爹的病状，除疟疾外，还宜注意他的年事已高，体力虽好，但他过分喜欢饮酒，难免没有内亏。所以主治他的办法，必须先清内火，消积食，安睡眠。东西愈少吃愈好，吃的东西亦须注意消化与营养，如牛乳、豆浆、米汤、饼干之类，挂面万不可吃。假使热再不退，大便又不通，则宜进行清胃灌肠，勿专当疟疾医。”

　　这封信的字里行间，表现出一个儿子对父亲病情的关切，情感真挚、细致入微，读来让人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可是，周恩来没有想到，就在他写信那天晚上，父亲怀着对儿子的思念永远地离开了。鉴于周恩来的健康状况，邓颖超和办事处的同志们商定先不告诉他。“纸里包不住火”，周恩来还是在13日这天知道了。得知父亲已经过世，周恩来悲恸欲绝，痛哭不已。当晚，他即为父亲守灵直到拂晓。几天后，周恩来致电在延安的毛泽东：“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毛泽东很快复电：“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切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

　　在周劭纲老先生病逝后，蒋介石等国民党政府要员和各界人士或致函慰问，或亲往悼唁。《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就收录有一封以周恩来、邓颖超夫妻的名义致张申府先生的信：“申府先生道右：哀启者，先严弃养，承蒙友好姻亲多方吊唁，或劳玉趾，或辱瑶函，或赐挽章，或颁刍束，悼死慰生，无任铭刻。惟来以卧病之后，复当大事，心痛体弱，致未能一一登门踵谢，用答隆谊。惶悚之余，特函告罪，请恕失礼。哀此奉复，诸维矜察，并颂道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