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长征中的卓著功勋【2】

　　指挥红军突破敌人封锁线

　　1934年9月，中央苏区北线和东线的防御阵地相继被敌军突破，蒋介石准备在10月下旬、中央红军突围前夕，向中央苏区发动总攻。红军通过侦察和破译敌人无线电通信，已察觉到敌人即将采取重大军事行动，决定将突围行动提前一个月，在敌人发起总攻前冲出包围圈。

　　经过苦战，中央红军终于突破了敌人三道封锁线。蒋介石急调40万大军，分成三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我军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此时，军委纵队离湘江渡河点仅80余公里，但由于骡马、辎重过多，行进缓慢。敌“追剿”军陆续赶到，向红军发起攻击。红军在湘江两岸与优势之敌血战5昼夜，终于掩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于12月1日渡过湘江。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东岸的企图，但是自身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这是“左”倾错误路线自长征以来实行消极避战、逃跑主义的严重恶果。这样，部队的指挥实际上由周恩来担当起来，支撑着困难的局面。

　　为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和圆满成功作出了杰出贡献

　　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长征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史称“遵义会议”。对于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毛泽东曾多次予以肯定。

　　召开遵义会议的基本条件就是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获得休整时间。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对确立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又全力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保证了党和红军领导核心的稳固。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会上，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毛泽东发言后，周恩来旗帜鲜明地表示赞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竭诚推举毛泽东为我党我军的领袖。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周恩来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由于周恩来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是对红军有着最高指挥权的“三人团”成员，所以周恩来的态度对会议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对确立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遵义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张闻天接替博古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毛泽东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1935年3月又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毛泽东、王稼祥为成员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这是周恩来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中国革命的转折由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