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恩来处理“九月来信”看对朱毛红军的特殊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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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静安寺附近有一所不起眼的房子。这里是中共六大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秘密机关。这个机关的负责人是周恩来，他在中共六大以后担任的职务是中央政治局五人常委之一，兼任中央秘书长和组织部部长，1929年8月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牺牲以后，他又兼任了中央军事部部长。每天清晨或者深夜，周恩来悄然来到这里，阅读来自各地的报告，召开会议，听取汇报，解决问题。

　　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眼里，周恩来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他是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有着一种“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

　　作为南昌起义的最高领导人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以及1929年中共中央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对于朱毛红军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对于这支中共领导的最为重要的武装力量的命运，寄予了特别的牵挂。

　　周恩来心系朱毛红军

　　朱毛红军自从撤离井冈山向赣南转移之后，周恩来不断从报纸和来自各个渠道的消息，关注着部队的成败命运。特别是在朱毛红军自大余受挫到寻邬县圳下村溃败的那些天，关于井冈山被国民党军击破和朱毛红军溃不成军节节败退的报道充斥各类新闻版面。

　　各种消息显示，朱毛红军处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之中。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朱毛红军问题。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就朱毛红军的情况向会议作出报告。会议对朱毛红军的行动方针展开讨论，虽然有不同的意见，但多数与会者的意见是红四军应当分散行动，朱德、毛泽东应当离开红军，以减少敌人的目标。会议还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给红四军的指示信。

　　2月6日，中央政治局又召开常委会议，继续讨论朱毛红军问题，确定由中央军事部立刻派专人出发寻找朱毛红军，传达中央指示。

　　2月7日，周恩来完成以中央名义写给朱毛红军的指示信，2月8日再交中央政治局会议修改通过。这封写给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由于其久远的影响，后来被称为“二月来信”。

　　当中央军事部特派员刘安恭带着这封重要的指示信，历经辗转，花了将近两个月时间从上海到达瑞金送到毛泽东、朱德的手上时，已是4月3日。而这个时候，“二月来信”中据以分析的很多重要背景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例如蒋桂军阀混战已经开张，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严重分裂；再如朱毛红军已经渡过最为艰难的时期，开始了新的作战计划；又如朱毛红军已经在实践中证明了他们的战略战术的正确，毛泽东、朱德唯有坚持在红军才能唤起全军将士的战斗意志与必胜信心。

　　4月5日，毛泽东在瑞金主持召开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中央“二月来信”。会议尽管也有些赞同中央意见的表达，但结论是否定了中央的意见。当天，毛泽东以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的名义，给中央复信。这封信长达5000多字，前面大半部分为应答“二月来信”而陈述了不同的意见，后面部分向中央报告红四军状况及计划。

　　毛泽东以少有的强硬言词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并且列举亲身经历的事实加以说明，在几个主要原则问题上明确表达了同中央相左的意见，或者可以说是直率的批评。

　　中央“二月来信”要求朱毛红军分成若干小股散入农村的指示，无异于改变毛泽东在井冈山创造并且始终坚持的游击战术。这种战术对于远在上海大城市指挥红军作战的中央领导，自然是不能理解与体会的。中央这项指令的用意固然是为着保护红军，却并不切合红军的实际。为了使中央明了红四军的战术，毛泽东概括了他所领导的部队自秋收起义以来在斗争中逐渐积累和成熟起来的游击战术。

　　毛泽东对于在实践中创造的这种游击战术，认为“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由于这些战术的运用，“任何强大的敌力是奈何我们不得的”。

　　很可能连毛泽东自己在当时也不会预见到，这些显然已经理论化了的游击战术，成为了后来指导全国红军部队的作战原则。特别是其中关于“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是以后逐步形成的红军全部作战原则的基础，被军史专家们公认为是红军前期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

　　这封由毛泽东在一天之内写就的长信，承载着朱毛红军长期作战和创建农村根据地的宝贵经验，以及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的理论主张。

　　后来的历史表明，中共中央至少是部分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1929年的中共中央，是由周恩来实际主持的，执行的是中共六大制定的正确路线，思想作风也很开明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