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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前周恩来的三次检讨【2】

姜长青

2019年05月10日15:05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三、成都会议上二作检讨

  为了巩固反“反冒进”的“成果”,毛泽东提出再到成都开一次会。他说:“我们在南宁是半个中国了,华东、中南、华南这三个区域,东北找了一个欧阳钦,华北找了一个刘仁,西北是张德生,西南是李井泉。这一次我们是到成都,大概是三月上旬,去谈一谈。” 成都会议是从3月9日至26日召开的,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外,还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在成都郊外金牛坝的金牛宾馆举行。会议的中心还是讨论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这个问题。3月9日即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又提出“反冒进”问题,他说,建设社会主义有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他更多地谈的是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并提出“鼓起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毛泽东认为:“过去八年的经验,应加总结,‘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语言,好做工作。”

  在3月25 日的大会上,周恩来再一次对“反冒进”的“错误”作检讨。他说: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在于将一个指头当作多数指头,没有给群众高潮撑腰、想办法,而是重重限制、层层束缚。但是,我当时却没有这样认识,以后才逐渐认识到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他接着说,“当时确没有这样认识,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众实践更启发了我,才逐渐认识到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更深一层说也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本质的东西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发动群众、发展生产看不到,自然就抓不起了。” 对周恩来的检讨,毛泽东说:“如果从经验上、从方法问题上作为例子,那倒是可以的。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也不是老要听自我批评的问题,南宁我们都听过了,北京也听过了的。”可见周恩来的检讨离毛泽东的要求还有差距,还没有使毛泽东感到满意。

  四、八大二次会议上三作检讨

  1958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中央决定在五月五日召开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周恩来参加八大二次会议所进行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就“反冒进”问题继续进行检讨。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后来回忆:“1958年4月间,总理在准备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稿时,有一天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所以这次发言稿不能像过去那样由别人起草,只能是他讲一句,我给他记一句,再由我在文字连接上做一点工作。总理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接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5月5日在北京开幕。按毛泽东的安排,会议开幕的头一天,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报告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退派的口号”。报告认为,由于“反冒进”,1956年到1958年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个“马鞍形”。并把“反冒进”放在反面教材的位置上进行批判。毛泽东在5月15日晚间,分别约陈云、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谈话。谈话后的第二天和第三天,周恩来和陈云在大会上对“反冒进”问题再一次作了检讨。在陈云5月16日作完检讨后的第二天,周恩来5月17日作检讨。周恩来在大会上所作检讨中,谈到“反冒进”的错误时说:“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间。当时我对于1956年的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困难,作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化,肯定1956年的年度计划‘冒’了,并且提出1957年适当收缩规模的意见。”“还应该特别指出,‘反冒进’的错误,是同政府工作中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分不开的,也是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他又谈到这一阶段中的思想变化说:自己对毛泽东指出的“反冒进”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这一点,“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陈云、周恩来相继作了对“反冒进”的检讨以后,毛泽东曾宣布“‘反冒进’解决了”。但同时,他在会上还多次发出要注意“我们党内搞得不好要分裂”的警告,毛泽东为了预防以后党内再次出现“反冒进”与“反‘反冒进’”之类的原则分歧,又向全党提出了警告:“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会跌筋斗。”他指出假如“有些人不顾大局”,“那就要分裂”。“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在这样的情形下,党内已经很难再发表不同意见了。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提出总路线的同时,党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邓小平认为:“‘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迫于“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周恩来曾想过辞职。他向中共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与此同时,彭德怀也向中央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6月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他们提出的请求。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等人。会上讨论了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安排,会议决定:“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这次常委会还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决定,具体组成是:财经小组十二人,陈云任组长;政法小组五人,彭真任组长;外事小组六人,陈毅任组长;科学小组六人,聂荣臻任组长;文教小组十人,陆定一任组长。6月16日,这个决定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达各省市自治区,其中,毛泽东写道:“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作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 会后,毛泽东嘱咐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起草一个会议记录。6月22日,邓小平将写好的会议记录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退(杨)尚昆存。”尽管周恩来的职务没有变,但当时所形成的巨大政治压力和紧张气氛,使党内民主的健康发展受到很大制约,不同意见事实上已经难以再被提出。周恩来等一批主张“反冒进”的领导人,失去了对中国经济建设的主导权。

  1958年到1960年这三年“大跃进”,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了很大的损害。积累率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24.9%上升到1959年的43.9%,创建国以来历史最高水平。三年基建投资总额超过“一五”期间投资总额的1.5倍,而农业总产值1960年比1957年下降30%。它使我国国民经济的比例遭到严重破坏,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损失。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1960年7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等原因,中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难局面:粮食短缺,财政连续几年赤字,通货膨胀,人民生活困难。党中央不得不对陷入僵局的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在困难时期,为了同舟共济,尽快度过难关,周恩来一方面担负起领导国民经济调整的艰难任务,另一方面又主动承担大办钢铁、“大跃进”错误的责任,经常自己作检讨。他常说,国务院领导负有主要责任,并鼓励大家紧密团结,战胜困难。有的同志对他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在你的身上。”周恩来说:“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周恩来这种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精神和品格,是多么令人敬佩和感叹!

  (《党史博采》(2008.1)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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