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05月07日16:20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不幸香消 亲情永存
1945年秋天,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全国各地取得了大片抗日根据地。延安培养出来的大批干部纷纷调往各地工作。姐姐满怀喜悦地报名去华北解放区,到华北文艺工作团工作。临出发时她却因再次生病未能随队出发而不得不滞留延安。她边养病边从中央党校调到延安京剧研究院,边演出边研究中国民族歌舞剧、昆曲、京剧等。谁知她刚到京剧研究院不久,就发生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意外事件。
据那天和姐姐一起出事的当事者肖甲同志30多年后回忆:那是1945年10月31日,延安平剧院在杨家岭演出平剧《三打祝家庄》。参加看演出的观众都是即将奔赴各解放区的领导干部,也包括谌曼丽同志。戏散了以后,大家在中央党校食堂吃了夜宵,因为面临分别,吃完后大家仍难以就寝休息。我当时住在山上一条弯道旁边,那一排共三孔窑洞,上两孔小一点,我们三个男同志住底下一孔大窑洞。大约午夜时分,我正在看郭沫若郭老的著作《甲申三百年祭》。这时,住中窑的一个同志呼喊我说:“快来看,我窑洞壁上糊的纸在破裂……”我一头奔出窑洞门,只听到周围满是“唰唰唰”的响声。我怀疑是不是下雨了,就伸出双手去接,没有感到雨滴,抬头仰望,一碧星空,再仔细一瞧,原来是土屑纷飞,如雨落似的沿着窑洞墙面往下掉。
“是不是窑洞要坍塌?!”我们几个男同志一边议论一边喊叫最上一孔窑洞内的女同志,她就是谌曼丽。曼丽听到我们紧张的喊声,身上披了一件翻毛大衣跑了出来。这时,那“唰唰唰”的声音更大更急,猛然听到“嘎嘣”一声,中窑内的灯随之熄灭了,支撑窑洞的主木梁断了,我们立即大喊“快走”。说时迟,那时快,就在我转身的一刹那,崩塌的山土已冲压下来,我被完全地埋到土下。经跳崖逃得性命的人的呼喊,惊动了京剧研究院的同志们。他们抄起大生产时用的钁头、铁锨,提着马灯,从没路的地方拼命爬上山来救人。我的头因靠近斜坡埋得很浅,又没有被从上面滚下的大土块砸着,同志们很快就把我给刨了出来。我刚得救就告诉他们,在我身边不远还有两个人呢。同志们一听,又奋力把另外两个人从土下刨了出来。当时这两个人已经没有了呼吸,人们大声呼喊着他们的名字,并紧急为他们做人工呼吸,直到医院的大夫赶到现场,这才确证他们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牺牲的这两位都是有志有为的青年。他们一个叫张福兴,河南人,平时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都很用功。另一位就是谌曼丽,是周恩来副主席和邓颖超大姐的干女儿。她是邓大姐带到延安来的,演话剧很有名。曼丽牺牲后,邓颖超大姐还专门找了曼丽的丈夫金紫光同志,表达自己极度的伤心和哀痛。
据我父亲1950年为姐姐所做的《烈士谌曼里传略》说,1946年1月,首次政协会议(指国民党时代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的时候,他接到邓妈妈写给他的一封信,说曼里和其他几个人在1945年10月31日夜在延安遭遇山崩而不幸牺牲,有关方面已为她开了追悼会并已安葬于延安郊区。邓妈妈还特别表达了她对曼里保护不力的自责和伤悲,同时也转告了周伯伯对失去曼里这样一个好女儿的惋惜。
周伯伯和邓妈妈不仅在姐姐牺牲时表示了他们的哀痛,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在繁忙的工作中也没有忘记他们这个心爱的女儿。1953年5月,邓妈妈专门为姐姐做了一份简历,详述了姐姐短暂而辉煌的一生。这份简历是邓妈妈的秘书陈楚平手录的,至今还在我的手中保存。
1960年4、5月间,周伯伯出访印度、尼泊尔和柬埔寨,中间有个在国内短暂停留的时间。周伯伯出访时邓妈妈并没有同行,但周伯伯到贵阳后特意相约邓妈妈来贵阳,并通知我父亲一起在贵阳省委招待所相会。这是三位“五四”运动时的老战友十几年以后的又一次相聚。他们在畅叙别后思念时也谈到了姐姐当年的不幸,表达了留存在他们心间的惋惜伤痛之情。
是年8月,周伯伯、邓妈妈邀请父亲、二姐曼蜀和我一起到北京中南海他们家中作客。我们一家父女三人在贵州省委统战部有关同志陪同下进京,周伯伯并于8月12日那天傍晚,在西花厅会见了我们父女三人。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难以忘怀的一天。快半个世纪过去了,周伯伯和邓妈妈那亲切和蔼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永远挥之不去。
1963年,北京京剧团准备赴港演出。周伯伯在听取了相关汇报后,专门接见了北京京剧团的马连良、张君秋、裘盛荣、赵燕侠、肖甲等19人。陪同周伯伯接见的还有廖承志、夏衍等领导人。接见前,剧团领导向周伯伯一一介绍被接见人员。介绍刚结束,当时也在座的邓妈妈就问肖甲:“你就是和曼丽一起被窑洞埋下的肖甲吗?”当她听到肯定的回答后,还特意询问了肖甲那次被压后有没有留下后遗症。邓妈妈触景生情地又想到了她的女儿谌曼里,向人们表达着她们那无法割舍的母女情深。须知,当时我姐姐已去世18年了。时光荏苒,亲情却在牵挂中历久臻醇。
斗转星移,岁月匆匆。我的大姐谌曼里离开人世已经64个春秋寒暑了。64年前,姐姐因为赴华北解放区华北文艺工作团工作,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寄养在延安一位老乡家中。她牺牲后,周伯伯、邓妈妈和我父亲都曾多方寻找过她的这两个儿子,终因时局维艰,寻找未果。前些年我家人互相打听寻找,也未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信息。现在,我们都已进入老年,我们的这两个小外甥今年也已是花甲之年的人了,你们安在?(谌曼玲 提供资料 秦九凤撰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