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周总理处理后事【3】

　　为总理穿衣、整容

　　遗体告别的前一天晚上，西花厅总理家里送来了总理的衣服，我一看，衬衣太旧了，除领子和袖口是白色的以外，其他地方都已发黄了，显然是换过领子和袖口的旧衬衣。我心里很难受，于是问可否换一件，但来人回答：“这是最完整的一件了。”我深知总理一生勤俭节约的作风，无奈地收下了。穿衣的时候，我留下了总理平时戴了多年的一块手表和那枚长方形的“为人民服务”的毛主席像章，没有给老人家一起带走。那是一块20世纪50年代最早生产的“上海牌”国产手表，留下手表是想留给人们看那白布的表带和还能自己转动的表盘。留下毛主席像章是想做个纪念，当时有各种各样的像章，而总理唯独喜爱这枚“为人民服务”像章，因为总理时时不忘人民。至今，这两件文物都陈列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说到总理的节俭，我想起两件往事。一件是总理生前夜里和早晚起床时穿的一件毛巾浴衣，那是件由公务员高云秀补了又补、缝了又缝的衣服，高云秀曾说：“没有一天不缝补的。”可见那件衣服已经不能再穿了，但总理就是不肯换新的。这件衣服现在也保存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另一件是总理1963年访问亚非14国前患唇炎，很厉害，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擦嘴的毛巾太旧太硬的刺激造成的。当我发现总理天天用这样的毛巾擦嘴时，就向工作人员提出“为什么不给总理换条新毛巾”，工作人员回答，“总理不让换”。后来，总理出访前同意换两条新毛巾，很快唇炎就痊愈了。总理类似的节俭事例数不胜数，不胜枚举。

　　我们为总理穿上那套灰色中山装，发现由于病痛的折磨，总理瘦了许多，领子大出一寸多。没有办法，只好把领口在颈后用别针别进一寸多，这样从前面看领口才不显得过大。

　　最困难的是理发、刮脸（实际上是剃胡须）。由于病痛，总理已经很久没有理发、刮脸了。马燕龙大夫事先提出，在遗体上刮脸绝不能刮破皮肤，只要刮破一点儿，就会出现一块“尸斑”。我很理解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设想如果把总理脸上的皮肤刮破形成了一块块的“尸斑”，那就等于破坏了总理的遗容。于是我再三对北京饭店的朱殿华师傅和他的徒弟薄师傅（以前曾多年为总理理发）强调，一定不能刮破!我和两位师傅商量，遗体是刚从冰室取出来的，不能像正常情况下用热毛巾敷，只能用肥皂把胡须软化些，不赶时间，慢慢地刮，绝对不能刮破，哪怕刮不干净都可以。直到他们完全理解了，才开始让他们着手工作。最初，薄师傅一边伤心地哭一边颤抖着手工作，但她怎么也刮不下胡须，只好由朱师傅继续。朱师傅忍住悲痛，小心翼翼地用了近一个小时才把脸刮完，没有丝毫破损，这时在场的所有人才松了一口气。

　　朱师傅在总理生前多次建议，甚至在1976年元旦前夕还托人给总理捎口信要为总理理一次发，干干净净过个年。总理不忍让朱师傅看到自己病重的模样而伤心流泪，始终不同意朱师傅到三〇五医院为自己理发。

　　那天，朱殿华师徒来到北京医院，第一次见到重病后的周总理，他们一进门热泪就夺眶而出，不停地抽泣着。他们绝对没有想到总理竟然被疾病折磨成这个样子：浑身瘦得皮包骨头，脸颊凹陷，头发稀疏蓬乱，满脸胡茬，苍白的脸上满是褐色的老年斑点，朱师傅曾为之服务了几十载，他敬重的、风度翩翩的总理几乎使他一时认不出来，俗话说：已脱了形!

　　此时的朱殿华师傅历历往事涌上心头：他绝不会忘记在那疯狂的年代，北京饭店同样是大字报铺天盖地，造反派批判他，叫他靠边站，剥夺他理发权，更不让他为中央领导人服务。一次，周总理到北京饭店理发，上面指定一个不熟悉总理的人为他理发。这位理发师费了好大的劲儿就是刮不了总理的胡子。结果，这个理发师自己搞得满头大汗，手也发抖了，硬是完不成任务，只好就此罢休。周总理批评了造反派，找饭店领导耐心地谈了话：朱师傅是一个理发师，他的技术好，年轻人（指造反派）还没掌握熟练的技术，为什么要夺朱师傅的权?就这样，没有多久，朱师傅被解放了，恢复了工作。

　　朱师傅非常熟悉周总理的发型，没用多少时间就理完了发，此时才显露出总理平时的面容。然而长期受疾病折磨的总理，比主持四届全国人大时又瘦了许多，两眶两颊塌陷得厉害，显得两侧颧骨非常突出。我和马燕龙大夫商量，并传达邓姨对总理整容的要求，邓姨说：“恩来长期处在病中，还得保留点病容才好，不宜修饰得和健康人一个样。”马大夫在整容方面是个高手，听了老人家的意见，他心中更有数了。他从解决凹陷部位开始，用棉花垫高眼球和两颊，边做边征求大家意见，直到大家满意为止。然后是面部着色。考虑到灯光的强弱与着色的关系很大，遗体面部着色后不能变动，而灯光的变化很大，所以着色要适合灯光变化的要求，经过反复修改才最终完成。最后进行全面整理，直到覆盖党旗，把遗体安放在花丛中为止。

　　深夜11点钟，经过理发、穿衣、整容及化妆后的总理遗体被安放在北京医院那只有几十平方米、条件极其简陋的太平间里。

　　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的记者们纷纷赶到医院来拍摄镜头，直至后半夜才结束。

　　很多熟悉周总理的人都常说，“世界上最忙的人是周恩来，最辛苦、工作最多的人是周恩来”，“总理一生最后的十年是最艰难，受疾病的折磨最痛苦的十年”，可如今，他已经安睡，长眠不醒了，再想看见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已不再可能了……想到这些，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这时，摄影记者和录像师正在从不同角度拍摄总理的遗容。想到再过两天遗体就要火化，总理的骨灰就要洒在祖国的江河湖海里了，我心中更是悲痛欲绝……

　　突然想到天快要亮了，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再不抓紧时间就要耽误遗体告别仪式了，我马上擦干眼泪，安排医院护校第四期的同学们整理打扫告别大厅。他们行动非常迅速，十分认真地把总理遗体周围摆放的君子兰的叶子一片片都擦拭得干干净净。为保证总理的遗容不受温度变化的影响，我们还经常测试室内温度，随时由马燕龙大夫整理遗容。

　　最后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