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第三章：深情厚谊【3】

　　三、伯伯每月从自己工资中给我们家补助

　　提前退休以后，爸爸的工资明显地减少。可是家中六个孩子，除了我和当飞行学员的秉钧外，家里四个孩子都上学，负担很重。

　　那是个星期天的中午，我回到西花厅。工作了一夜的伯伯正好起床，在客厅他对我说：“秉德，你爸爸退休手续办了吗？”

　　见我点点头，伯伯又继续问：“我坚持让他提前退休，你爸爸想得通吗？”

　　对伯伯，我历来是实话实说：“爸爸还好，倒是妈妈有点想法。”

　　伯伯“喔”了一声道：“说给我听听。”

　　“反正，爸爸的一贯态度就是这样：‘我一切听哥哥的，哥哥怎么说，我就照办。’妈妈却想到实际问题，她说，如果征求她的意见，她就要说说自己的想法，现在四个孩子读书，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

　　“秉德，你有没有补贴你妈妈？”

　　“我每月62块钱，交给妈妈20块。这不是你和七妈交代我这样做的嘛！”

　　“你这样做是对的，儿女应该从小懂得为爸爸妈妈分忧。我让你爸爸退休，你想得通吗？”

　　“当然想得通。你不是常说，封建主义时代是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我们是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决不能延续封建主义的那一套。正因为爸爸是你的亲弟弟，所以应该更严格，不能坚持正常工作，就不应该从人民那里拿全额工资。你是总理，如果连自己的亲弟弟都管不了，又怎么能去管理别人！爸爸退休后工资是减少了，可是这么多年来，不都是伯伯供给我们学费的嘛。如果没有伯伯的帮助，就是爸爸工作，我们六姐弟上学早就要向学校申请助学金了。伯伯帮了我们这么大忙，妈妈真不该有什么想不通了！”

妈妈带秉宜、秉华、秉和、秉建在机织卫胡同庭院内

　　“话不能这样说。”伯伯摇摇头，若有所思地说，“秉德，你现在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凡事都要站在党性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越是亲近的人，要求越严格。尤其我当总理，只有人正，才不怕影子斜！不过，从一个家庭来说，你妈妈有看法，这也是正常的、合乎情理的。她是个很自立、很自尊的女性。你爸爸就不一样了，他是我弟弟，我们从小也是依靠伯伯养大，当然他从我这儿拿钱去养你们，他不会觉得心里有什么不安。而你妈妈却不同，从她的角度上看，当然应该你爸爸自立，顶家过日子，总拿我的钱，她心里就觉得不踏实，不自在。”

　　伯伯说着，表情有些激动起来：“秉德，你给你爸爸妈妈带个信，下星期天，让他们一起来吃饭，我再和他们谈谈我的心里话。其实，我让你爸爸退休还有一层想法。我们原本兄弟三人，你二伯伯早逝，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你奶奶去世那年，我9岁，你二伯8岁，你爸爸只有3岁。你奶奶临去世前，握着我的手，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叮嘱我：你的两个弟弟还小，答应娘，一定好好照顾他们……我当时泪流满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拼命点头。我答应你奶奶的话，从来也没有忘记。你奶奶去世后，我突然感到自己长大了，还想到了中国的一句古话‘长兄如父’。当时父亲在外谋生，顾不上我们，我就承担起了对两个弟弟的抚养责任。我们相依为命两年多，直到我去东北。如今，我自己选定了这条路，就只能向前，不能退却，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你爸爸不同，他身体不好，早点退休也能平安地度过下半生，也算我对你奶奶的承诺有个交代。”

　　我真没想到奶奶在伯伯的心里有这么重要的位置，也没想到伯伯除了有严格的党性，对爸爸还有如海深的兄弟之情，而且对我的妈妈、他的弟媳的心境也那么体谅，那么尊重！

　　“秉德，我会交代成元功他们从现在起，每月从我工资里拿出200元，还是由你拿回去给爸爸妈妈。”

　　“伯伯，不要给那么多！我和秉钧都工作了嘛！”

　　“多给你们一些，这是让给你爸爸吃些补养品。他胃不好，体质也太弱了。”

　　“不要那么多！”

　　“怎么？我这伯伯的钱不要，你准备让你爸爸妈妈向组织申请补助吗？如果是这样，我心里能安吗？用我的钱就可以少花人民的钱啊。”伯伯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秉德，你千万不要觉得用我的钱心里愧疚，你要记住，我和你二伯、你爸爸都是你们的四爷爷养大的，我养你们也只是在尽我应尽的责任，这是我们周家上辈的好传统。希望你们这一辈、下一辈和后世子孙们，也都能这样有困难互相帮助，而不给国家增添负担。好不好？”

　　我除了点头，还能说什么呢？

　　从1954年到1968年，几乎每个月都是由我从卫士长成元功叔叔那儿签字领钱，每个孩子20元，后期还有给爸爸的营养费。从每月105元到120元，再到每月200元，一直到1968年，我们6个孩子全部参加工作为止。

　　我每每拿着这些钱送回家，心里总觉着是捧着伯伯沉甸甸的爱！日久天长，伯伯这份真挚的亲情，对亲人尽责的用心良苦，像人类不可或缺的阳光，温暖如春，滋润着我的心扉。

　　直到伯伯去世后，从卫士的回忆中，我才知道伯伯对我们家的经济补助，占到了他工资收入的三分之一，有时甚至二分之一！他对我们一家，恩重如山！这个生活补助费，我不在北京时，因为弟弟妹妹还小，就由他的卫士送到我家。后来，卫士同志回忆说，总理有一次在办公室工作时，忽然抬起头来问了一句：“秉德不在北京，同宇家这个月的生活费，你们别忘了送过去。”伯伯对我们的生活、抚育，是多么的亲切周到、体贴入微、视如己出啊。

　　但是，他们自己生活简朴之至极！我们看他着装总是整洁、笔挺，哪知他的内衣、睡衣是补了又补啊！作为纪念，我分到了这样的衣服，拿在手里，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一方面懊悔自己家不该接受他们那么大的恩惠，心疼他穿了那么旧的衣服；另一方面，更加深了对伯伯的崇敬之情。不难想象，以他那么高的权位，为亲兄弟安排个美差，应该是很简单的事；就是他不去阻拦，总理亲兄弟的工作，由组织上安排，职位、收入也都不会差。他自己在生活上也不必那么过于简朴，甚至窘迫！但他没有，他要自己和亲属们，与全国老百姓一道过简朴的日子。这就是我的伯伯我们共和国的总理！哪个国家有这样难得的好总理呀？哪个家庭又有这样难得的好兄长、好长辈啊？！什么叫“廉洁奉公”？什么叫“廉政”？伯伯就是榜样。

　　我年轻时，不懂事，以为反正他们是国家领导人，收入一定多得很（当然我从来不问他们的收入是多少）。我都工作了，想滑冰，想买冰鞋，向他开口；想买自行车，又向他开口。伯伯从不拒绝，但又不能完全满足我，他出一半，让我自己也得出一半。我接受了，但当时并不理解。成年之后，才逐步琢磨出伯伯当年的良苦用心：既不让我失望，又使我逐步克服对家庭的依赖，同时让我拿出自己的劳动所得去购买物品，就会懂得爱惜这物品。他对孩子的教育，就是这样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

　　只是特别可惜的是，伯伯赞助我买的冰鞋和自行车等后来都没了。因为我就从没刻意想过要保存，当时都没有把这些当回事，只觉得是很自然很家常的，根本没想过后来还要拿它们来证明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