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两次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复活【2】

　　“假使日本军国主义走这条路，如同过去它们已经失败了一样，将来还是注定要失败的，对它们不会有好处。”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国面临着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和极其严峻的国际形势，中苏两党分歧表面化，两国关系恶化，苏联单方面决定全部召回在华苏联专家，撕毁两国合作协定，废除技术合作项目，不仅使中国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给中苏关系造成难以弥合的创伤；印度乘机不断制造事端，不断蚕食我国领土；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开始着手准备反攻大陆；美日加紧勾结，企图制造“两个中国”；在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有所抬头，尤其是岸信介接任日本首相后，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中日关系的做法。中国一方面为维护国家主权同美国、苏联进行斗争，另一方面为坚持和平外交政策而努力。

　　在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时，中国领导人格外重视近邻日本。为设法打开中日关系的僵局，1958年7月，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廖承志在与佐多忠隆等日本友人的会谈中，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代表中国政府明确阐述了中方改善中日关系的态度和前提，提出了“政治三原则”即：日本政府不再发表敌视中国的言论；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挠两国民间正常关系的发展。在此前提下，中日关系可以改善，贸易可以恢复，文化和友好往来可以发展，政府间的会谈也可以进行。1960年8月，周恩来在接见铃木一雄等日本友人时，又提出“贸易三原则”，即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的提出，赢得了日本各界人民，特别是商界的欢迎和支持，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1961年6月21日，周恩来接见以江口涣为首的日本作家访华团、以河崎夏为首的日中友好协会访华妇女代表团、以指川谦三为首的日本经济界友好访华代表团和冈仑古志郎、铃木一雄、小笠原子、川濑一贯以及日本各友好商社代表。周恩来在谈话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伤痕在中国、日本，在亚洲，都还没有恢复，印象很深。”

　　对于中国人民为何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周恩来在谈话中指出：“很简单。中国人民曾经受日本军国主义50年的欺侮。这虽然从中日两国人民两千年的友谊来说是短暂的，但对我们这一代来说却是很长的。从1894年到1945年经历了51年。以我来说，大半辈子就是在这期间度过的。我是1898年生的，离1894年仅差44年，因此印象很深。”同时他还说：“日本军国主义要复活，势必会使中国人民加强防御，警惕日本军国主义。这必然会妨碍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他分析了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其前途是黯淡的。他说：“在美国扶助下的日本军国主义，今天不会同美国闹别扭，将来也许会。对日本军国主义，中国是会防御的。中国有50年的教训，再也不能让它们重复1894年、1931年、1937年的历史了。我们必定有准备，诸位可以相信这一点。假使日本军国主义走这条路，如同过去它们已经失败了一样，将来还是注定要失败的，对它们不会有好处。”

　　周恩来对日本军国主义虚伪、顽固的嘴脸看得很透彻，他谈到：“主张复活军国主义的人有一种理论。他们说，中国强大了所以要复活军国主义。”“既然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前途，到处碰壁，何必还要干呢？为什么要向右转？这就是如同中国的一句俗话所说那样‘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试一试，他不死心。说得更不好听的话，‘不见棺材不落泪’。他们在主观上要试到底。”基于此，周恩来强调，恢复军国主义对日本人民不利，对中国人民不利，对亚洲人民不利，会把日本人民带到灾难里去。只要两国人民友好往来，为和平奋斗，就有力量制止发动侵略战争的危险。我们本着对日本人民反对美国控制、反对战争、反对恢复军国主义、要求持久和平这样的认识来接待日本各界客人的。

　　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近年来日本上演了一系列闹剧：出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修订“防卫大纲”、成立“国家安全保障局”、修改“和平宪法”、图谋解禁集体自卫权、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为“神风特攻队”申遗、否认南京大屠杀、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案”、制定夺岛作战计划并进行演习、拟制武器出口新草案、钓鱼岛问题上混水摸鱼故伎重演……这些行动说明日本正有步骤地转向右翼政治和军国主义。

　　中国有句古话：“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们重温周恩来当年警告、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言论，其现实针对性丝毫没有减弱。回顾历史、反思历史，还得总结历史、铭记历史，日本军国主复活的趋势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且警钟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