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蕊：周恩来与抗美援朝战争第一年【2】

　　二、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周恩来就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领导组建东北边防军、加强东北边防的工作，为之后志愿军的入朝作战作了关键准备。

　　组建东北边防军，加强东北边防，是新中国应对朝鲜战争的一个重要战略步骤。后来战争的进展证明了这一决策的英明。

　　1950年 7月 7日、10日，周恩来两次主持召开国防会议，传达中央根据朝鲜战争形势决定成立东北边防军的决议，商定着手组建东北边防军和加强东北边防的准备。10日，周恩来在《关于调部队加强东北边防事给高岗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军委已决定十三兵团及四十二军与炮兵第一、二、八三个师等调至东北本溪至安东、通化至辑安线集结待命”。13日，周恩来将会议形成的《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同意，照此执行”。《决定》对调动部队部署、指挥机构组织、后勤工作准备、兵员补充准备、政治动员工作等都作了详细规定。对后勤保障包括弹药携带数、交通运输工具、粮草汽油准备、被服改装、卫生设备、担架队、沿途补给、兵员补充等具体问题，《决定》给以的关注尤为突出。比如，关于交通运输工具，“从四野调三个汽车团，计 600辆，另由东北调汽车 400辆，并在东北动员 4000辆大车，担任粮草运输”；关于粮草汽油准备，“按 31万人员，3万匹牲口，1000辆汽车，4000辆大车的数目，准备三个月的粮食、草料、汽油。在部队到达之前，应先运一个月的粮草汽油”；关于卫生设备，“决定配备足够的野战医院，除计划收容本军三万人的伤病员外，并准备收容一万人的友军伤病员，所需配备医院数目、药品数目、伤病员的收容办法等，责成总后勤部制订计划，经核定后实施之”。(周恩来：《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1950年7月 10日。)这些具体详细的规定，为东北边防军的组建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后勤保障夯实了基础。

　　周恩来对东北边防军及此后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都倾注了很大心血。可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保障工作的正规化、现代化，是从抗美援朝战争开始的。周恩来为此做了大量细致繁琐的工作。

　　7月 7日第一次国防会议之后，中央军委后勤部门就行动了起来。由于关内外币制不同，在计算兑换时存在差价，影响了工作进度和物资流通。7月 14日，周恩来《关于东北边防部队后勤供给问题》的电报指出：凡四野在东北境内的机关部队除武器、弹药、服装、医药器材、电讯器材、汽车油料由军委直接补给外，其余粮料、柴草及一切经常费与作战费等，完全由东北人民政府负责供给。四野经过山海关时，公款一律交回军委总后勤部，由东北人民政府会同军区后勤部提供 1亿东北币作为部队经费。由币制不同引起的问题由此得到迅速解决。之后，周恩来又提议尽快统一关内外的货币。

　　东北边防军组建后，指挥与供应成为头等大事。原来军委确定的边防军的指挥机构的成员中，司令员粟裕重病在身需要休养，副司令员萧劲光忙于海军机构建设，副政委萧华主持总政治部工作，一时都还难以离京到任。同时，后勤供应方面，东北和各军区的后勤机构层次太多又力量不够，不能满足边防军的后勤供应需要。7月 22日，周恩来与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为明确东北军的指挥与供应问题联名报告毛泽东：“请主席考虑边防军目前是否先归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并统一一切供应，将来粟、萧、萧去后，再成立边防军司令部。中南李聚奎到东北后，即兼任军区后勤部长，所带之后勤机构，即合并到东北后勤部中，因东北军区后勤部太弱，不能胜目前的大任。这样，部队指挥既可免生枝节现象，供应问题也较容易解决。是否可行，请主席批示，以便及早布置。”毛泽东第二天批示：“同意”。这样解决了边防军的领导机构问题，为后勤准备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8月 23日，周恩来根据东北边防军到达指定地点后的有关情况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磋商东北边防军的人员补充和供给问题。会议重新作出关于后勤工作的有关决定，涉及粮草油料的供给、经费的支出代付、货币发行回笼等各个方面。第二天，周恩来将研究结果电告毛泽东，提议“应准备提早实行关内外货币统一”。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前，周恩来多次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后勤保障工作，专门听取工作汇报，明确提出志愿军出国作战要立足于国内供应的方针，对武器、弹药、车辆补充、伤员收治和后勤干部调配等问题一一布置，专门研究志愿军出国作战的后勤供应问题，检查并落实入朝部队的物资装备，拟定部队作战物资的补给计划。

　　10月 19日志愿军秘密入朝，10月 25日即打响了入朝后的第一场战役。从决定参战到入朝作战，时间紧张，而且此前也没有进行现代化战争的经验，再加上装备落后，国民经济还在恢复之中，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志愿军的后勤供应遇到了极大困难，甚至一度跟不上作战的需要，限制了作战行动，影响了作战规模和战果。为保障志愿军的后勤供应，周恩来作了许多努力。

　　11月初，志愿军刚刚出国作战，周恩来就派总后勤部副部长张令彬到东北实地调查了解后勤供应上存在的实际困难，并就经他亲自批改的解决方案，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他给东北军区负责人的信中说：“凡有不妥、不实或隔靴搔痒之处，请当面指出以便改正。”“只要东北提出要求，我们愿全力以赴，帮助你们解决困难。”张令彬回到北京后，周恩来立即听取汇报，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

　　抗美援朝战争的后勤保障虽然遇到了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但还是取得了巨大成绩，保障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进行，为做好现代化战争条件下的后勤保障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所有这些，与周恩来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三、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前，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就苏联援助问题专程赶往苏联协商，后又经多次与苏方沟通，争取到了苏方的援助和支持，为抗美援朝战争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支撑。

　　鉴于当时中国的客观实际情况，争取苏联的援助和支持，对抗美援朝的作用和意义不言而喻。10月 8日，周恩来等专程赶往苏联与斯大林商讨军事援助和志愿军的空军掩护问题。从《文稿》来看，周恩来为争取苏联援助曾多次与苏联方面协商，虽然协商过程并不是很顺利，但经过不懈努力，最终还是为志愿军争取到相当大的军事装备的援助。

　　这其中要特别提一下苏联的空军支援问题。打现代化战争，空军是重要的战略支撑。没有空军提供空中掩护和防卫，地面部队和后勤补给线就会完全暴露在敌机的轰炸视野之下。然而，要完成空中掩护和防卫任务，对于当时刚刚组建的新中国空军而言，显然是极其困难的。因此，在向苏联争取援助时，周恩来特别重视苏联的空军支援问题。然而，事情并不顺利，斯大林在没有证实中国参战决心之前拒绝了中国的请求。但是，周恩来一直没有放弃努力，当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不久，终于使斯大林改变了主意，同意让苏联空军协助中国空军保卫中国领空，同时护卫三八线以北地区的后勤线。10月 29日，周恩来在《关于苏飞行员担任防空事给毛泽东等的信》中就提到，“今日与沙哈诺夫同志（时任苏联派驻中国的军事总顾问——引者注）等会谈，他告我苏方又同意派苏航空员驾喷气式飞机至安东担任防空，并可超过中国边境数里”。随后，苏联空军于 11月 1日就出现在了朝鲜战场的上空。不久后，为增加苏联空军在我军后方对美空军的作战，苏联方面提出，“拟增派一百二十驾喷气的米克十五式飞机分两批加到比洛夫空军师的组织内，并成立空军的机构指挥之”。对此次增派飞机的提议，周恩来认为，“是由于苏机在东北的战绩（十二天中击落美机二十三架）而由沙哈诺夫提出的。同时，苏机加强给中国军队以后盾，对美国也是一个示威，这大概是菲里波夫决定增强苏联空军的主要原因”。11月 15日，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给斯大林复电，同意苏联增派来华空军。

　　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虽然苏联空军的任务主要是保卫后方和交通线，并没有承担掩护志愿军地面部队作战的任务，但其对后勤保障线的掩护和保卫，也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提供了重要支持。除此之外，苏联还给中国提供了不少军事援助以及经济、外交方面的支持。苏联之所以愿意援助和支持中国，虽然从根本上讲，是由于斯大林和苏联方面有其自己的战略考虑，但如果没有周恩来和中方的争取，苏联至少不会那么快给中方以援助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