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03月25日16:51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这场披着“文化大革命”之名的政治运动,自打它一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就像一股肆虐大地的洪水,也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把偌大个中国大陆搅得天翻地覆、动荡不安。林彪、江青一伙人利用了毛泽东通过天下大乱从而达到天下大治的想法,……从而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把中国逐渐引向了灾难的深渊。
而林彪、江青一伙人利用了毛泽东通过天下大乱从而达到天下大治的想法,利用了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关于“清洗”党、政、军和文化领域的各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一尚方宝剑,通过对红卫兵运动狂潮的推波助澜和暗中操纵,从而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把中国逐渐引向了灾难的深渊。
如此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不可理解,一开始他就显得很被动。后来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态:“我做梦也没有想到。”
然而,面对凶猛而来的运动,周恩来所要做的,是尽最大的努力把“文化大革命”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使中国的国民经济不至于崩溃。
一位叫迪克·威尔逊的英国作家在他的《周恩来传》中这样描述“文革”中的周恩来:“周恩来像个绝妙的骑手试图骑在一匹脱缰之马的背上,并最终制服它……”
“文革”之马脱缰,是由红卫兵运动开始的。
就在通过《五一六通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闭幕的头一天——5月25日,在康生及其妻子曹轶欧的授意、策划下,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一张大字报,矛头指向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公开攻击他们搞修正主义。
这张大字报贴出来,周恩来内心是不赞成的,因为北京大学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大字报违反了内外有别的原则,把矛盾公诸于众。
得知消息的周恩来连夜派华北局、国务院外办和高教部的负责人到北京大学,批评聂元梓等人的做法,指出他们搞乱了中央的部署,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原则,并重申中央关于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原则的指示。
康生则心怀鬼胎,暗里藏刀。他在得知周恩来的批评后,立即让曹轶欧要来大字报的底稿,密报给在杭州的毛泽东。看到大字报的毛泽东,他的反应却与周恩来等人大相径庭,他对康生等人的做法采取了支持的态度。认为这张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6月1日,毛泽东指示康生和陈伯达:“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当晚8时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这张所谓的“马列主义大字报”。
周恩来一下子懵了。陈毅等人也懵了。当天晚上,陈毅问他:“这么大的举动为什么事先不给个通知?”
周恩来只能回答:“我也是在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通知今晚由中央台向全国播出。”
毛泽东在外地遥控,在京的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已经无法驾驭和适应政治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