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不同的周恩来和毛泽东是如何“相忍为党”的？【2】

“攻打赣州不是早已开始了吗？老毛右倾保守，能信任他去解难？”贺子珍在一旁插语。

　　项英一听，顿时面露三分愧色，似乎自责当初不该双手赞成攻打赣州，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此时此刻，他只好如实地向毛泽东说：“敌人城防坚固，援兵又到，我军伤亡很大，红军处境非常困难……”

　　项英介绍完战况，担心毛泽东不愿下山收拾这个困难局面，正想用什么话来说服对方，没想到毛泽东敏捷地站起来，语气沉重地说：“那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下山！”

　　但项英迟迟不肯离去，直到毛泽东叫警卫员收拾行李时，这才慢慢离开。刚走二三里路，项英又折身回来，再次恳切地说：“泽东同志，看在恩来同志的份上，请早点下山吧！”

　　毛泽东爽朗地回答：“同志，你放心，不会叫你三顾茅庐。我还是个共产党员，总得要顾全大局！”

　　恰巧这时，风雨骤来。贺子珍放心不下地说：“等雨过后再下山吧！”

　　“不能等了，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你慢慢来吧！”毛泽东边卷裤角边说着。

　　“你身体不好，再淋病了……”

　　毛泽东开玩笑地说：“我一到战场，病就好了。”说着，毛泽东迎着风雨下山了！

　　毛泽东到来后，坚决主张红军立即撤出赣州之围，开到赣西南休整。４月，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龙岩、漳州战役计划，并任命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率领红军东路军攻打龙岩、漳州，虽说有点“名不正，言不顺”，但毛泽东不顾这些。周恩来还亲自到长汀做毛泽东的“后卫”，担任后方供应和组织工作。毛泽东出师获胜，再次表明他的战略目光确实高人一筹。周恩来对毛泽东也更加理解和信任了。

　　7月下旬，周恩来到前方，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一起指挥红军作战。当他进一步了解毛泽东的战略指导思想之后，立即给予肯定，认为“前方决定于实际于原则均无不合”。同时发觉毛泽东以临时政府主席身份“随军行动”确实不方便。

　　于是，7月25日，周恩来立即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提议“部队改设政委制，毛泽东任总政委”。开始中央局不同意，坚持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

　　为此，7月29日，周恩来又以个人名义复信后方中央局，强调说明：如果由他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而且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泽东的经验与长处是指挥作战”，“须尽量使他发挥”，“由泽东负责！可指挥适宜”。经过周恩来再三坚持和力争，中共苏区中央局终于同意，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8月8日，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了正式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命令。但是，在“左”倾路线的统治下，不管是毛泽东的才华，还是周恩来的苦心，都未能给毛泽东解脱困境。

　　面对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苏区中央局坚持要执行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要红军去攻打中心县城，主动去进攻敌人，找敌人主力去决战。为了统一前后方的战略指导思想，在宁都召开了一次中央局会议。会上，毛泽东毫不客气地站出来反驳苏区中央局的主张，大胆地提出了自己及前方中央局诸领导人的战略指导计划。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立即引来激烈的驳斥之词，说毛泽东自1932年8月重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以来，一贯与中央路线相对抗，号召全党全军对毛泽东的右倾错误观念要给予及时无情的打击，对毛泽东在军内的职务必须立即免除。中央局成员提出：“由恩来同志负责战争领导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

　　周恩来是后赶到会场的。会上冒出这些问题，也是他会前根本没有预料到的。他自从跟毛泽东在广州结识以来，特别是这次来中央苏区，跟随红一方面军一起在前线，跟毛泽东朝夕相处，他开始了解毛泽东。对毛泽东的远见卓识、气度才华及一整套独特的战略思想，他颇为佩服。

　　周恩来在发言中检查了在前方的同志“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肯定“后方中央局同志集中火力反对等待倾向是对的”；同时他维护了毛泽东。他提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他“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周恩来坚持毛泽东应当留在红军中工作，为此提出了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这两种办法，都与原来情况相似，因为周恩来原来是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随军行动，对军事行动方针是具有决定权的。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自己则认为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信任，就不赞成后一种办法。结果是会议通过了第一种办法，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这样，中共临时中央不要毛泽东管军事的意图，这时候终于实现了。

　　毛泽东临行前，周恩来骑马给他送行。周恩来拉着毛泽东的手，深情地说：“你放心去吧，敌人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是一定能打破的！”

　　毛泽东会意地点点头，说：“如果前方需要我，给我捎个信，我会立即赶来。”

　　分手时，周恩来还是留下了那句话：“照顾大局，相忍为党！”

　　毛泽东再一次走了。

　　决定他出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性格。毛泽东在他那个家庭中自幼养成的是因家教过严受压抑，而迫切需要张扬个性的叛逆性格，是习惯于“同中求异”的思维方式。周恩来呢，他又要服从多数，顾全大局，又要尊重中央，想不通也要暂时忍下去，继续干，他与毛泽东的性格不同。周恩来自幼所处的是不断“走下水”的家庭，他渴望的是安定、和谐与维持，这使他养成善于在“异中求同”的思维方式和务实的处世作风，并使他在后来繁杂的政治斗争中，体现出温和而热情强干，忍让而不失原则，谨慎而勇于果断等对立统一的性格侧面。

　　宁都会议后的一段时间内，红一方面军发布命令时，周恩来总是先署上“总政委毛泽东”，自己以“代总政委周恩来”的签署放在毛泽东的名字后面。在10月份制定的“绝密”的《红一方面军建宁、黎川、泰宁战役计划》书上，他亲笔注明：“如有便，请送给毛主席一阅。”他还亲自告诉机要秘书：“以后军事计划、命令等，都要送给毛主席看。”这一切，充分表现了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信任和尊敬，而他当时绝没有想到毛泽东后来会成为全党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