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后人54年的平民生活【4】

　　作为周恩溥的后代，晋菊清一家分到了9件遗物，包括周总理经常佩戴的“为人民服务”胸章、邓颖超用过的体温表和他们的秋衣、秋裤、枕套、枕芯等。

　　这就是一代伟人周恩来的遗产！

　　在晋菊清的小屋里，老人给我取出邓颖超去世后，秘书赵炜送给她的一件遗物。这是邓颖超在世上常穿的红都服装厂生产的大衣，蓝色，化纤料子。

　　当时，赵炜把周总理和邓颖超的遗物分送给了周恩溥、周恩寿的后代们。

　　作为周恩溥的后代，晋菊清一家分到了9件遗物，包括周总理经常佩戴的“为人民服务”胸章、邓颖超用过的体温表和他们的秋衣、秋裤、枕套、枕芯等。

　　这就是一代伟人周恩来的遗产！

　　正像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瓦尔德海姆所概括的那样：“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分钱存款！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而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个孩子！”

　　这些遗物，前些年捐给淮安周恩来故居了。唯独这件化纤大衣，晋菊清却一直珍藏着。

　　晋菊清珍藏的，还有一些老照片。是他们在北京与总理和邓颖超一起拍的，大大小小，20来张，夹在一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常见的老旧相册里。

　　每当想念总理和邓颖超的时候，晋菊清就把孩子们叫到一起，一张一张地翻看。

　　晋菊清说，两位老人为革命做过那么大贡献，还一生甘守清贫，作为周家普通的后代，我们更要凭借自己的双手干活吃饭，决不能干出半点让老人家在天之灵感到不安的事情来。

　　一次又一次地翻看，相片和相片夹子都磨损得比较严重，以至于有些照片都夹不住了。

　　指着一张与总理和邓颖超的合影，晋菊清说：“这是和七伯、七妈在西花厅门口照的。”照片上有周总理、邓颖超，有总理的一个婶婶，总理的三弟，还有荣庆，他们站在后排。周总理的三弟媳、晋菊清和几个小孩，站在前面。照片背面写着的日期是1974年7月。这是一张不可多见的周总理的全家福；

　　还有一张邓颖超去世时，晋菊清和亲属们在舰船上抛撒骨灰的合影；

　　还有晋菊清手扶周总理办公室靠背木椅的照片；

　　还有晋菊清与邓颖超的合影……

　　志勇说，最遗憾的是，1983年他结婚时，去北京与大奶奶一起照的相，一张也没有洗出来。是那种装胶卷相机照的，不知咋回事，全曝光了。

　　说到这里，志勇想到总理和先后谢世的四位亲人，一阵伤感不禁涌上心头。

　　他说，对不起啊，我去年得过一次脑梗，现在情绪不好控制。

　　稍许沉默后，他说，1976年和1992年，对于周家，是两个悲伤的年份。

　　1976年1月8日晚，他们正在吃晚饭，邮递员突然送来一封电报。是大奶奶邓颖超发来的。

　　电报上说：“总理逝世，在京亲属参加葬礼。在外地的亲属留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要来北京。这是总理的安排。”

　　放下电报，晋菊清哭着就要去北京。周荣庆则把着门，满脸泪水，说既然七伯和七妈不让去，咱就得听他们的话。

　　而就在总理逝世的50天前——1975年农历11月初七，周志勇的奶奶王兰芳也走了，只有68岁。

　　1988年春，晋菊清从周恩寿家人那里得知，邓颖超病重了。

　　这一次，晋菊清执意一个人去北京看望了病中的邓颖超。

　　晋菊清至今还记得，邓颖超在昏迷中断断续续给她说的话：“这不是菊清吗？好孩子，不许哭。今后无论怎么样，都要坚强些！”

　　晋菊清从北京回到焦作不久，丈夫周荣庆也病了，并且一病不起，至到1992年1月15日走完他63岁的人生历程。

　　病中，周荣庆最后悔的是，没有和妻子一道去北京看望七妈。

　　不到半年，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也与世长辞了。

　　晋菊清从广播中一听到这个噩耗，就带着3个孩子去了北京，终于为七妈送上最后一程，与其他亲属一起乘军舰把七妈的骨灰撒向海河。

　　总理和邓颖超不仅不给亲属们“招呼事”，有时还专门“拆台”

　　我曾经这样问志勇：“你们一家在焦作，算来已有50多年，市里领导知道不知道？”

　　志勇说：“不知道他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几乎没找过领导。”

　　在志勇印象里，唯一一次找地方领导，是很早了，大概是文革时期。因为总理秘书的电话是打给焦作革委会的。原因是奶奶身体不好，每年都要去北京治次病。那时焦作不通火车，要坐汽车到新乡，再转火车。那一次，奶奶病得很重，坐公共汽车去，身体已承受不了。

　　周荣庆给总理说了，总理秘书才打了这个电话。让安排一辆汽车把王兰芳送到新乡。但总理秘书并没有在电话中说明亲属关系，大概是说：“你们那里有个老同志叫王兰芳，在东北打游击时负过伤，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出过贡献。她要到北京治病，请把她送到新乡坐上火车，其他不用管。”

　　“你们找总理办过什么私事吗？”我又问。

　　志勇说，他父亲找过一次，但根本不敢找总理本人，而是找到曾经给总理当过秘书的七机部的何部长，帮地方买了辆处理的旧红旗车。

　　总理后来知道了，把周荣庆狠狠训斥了一顿。

　　自此，周荣庆和他的家人再也不敢做类似事情了。

　　还有一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志勇的小弟志军没有工作，想让邓颖超帮他找点活干。

　　可是邓颖超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周家服务的。”

　　从此，周家任何一个人，无论什么事也不敢去给老人家添麻烦了，都是自己设法克服、解决。

　　总理和邓颖超不仅不给亲属们“招呼事”，有时还专门“拆台”。

　　一份资料上说，周恩寿在华北大学培训后，按正常程序被分配到钢铁工业局工作。总理却找到单位领导交待，在他弟弟的工作安排上，职位要尽量低、待遇要尽量少。因此只给他安排了一个仓库科员的职位，分配的住房也只是一个小胡同里的两间平房，20多平方米。一家8口人，就挤住在那里。

　　且不论周恩寿是总理的小弟弟，单凭他早年给觉悟社当交通员、四期黄埔军校学员、攻打武昌城、给共产党筹集药品和军需物资、掩护中共六大代表去莫斯科开会等功劳，在建国后也不至于享受这么低的待遇，但就因为他是总理的弟弟，要做到、必须做到“两个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