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周恩来【2】

“文革”使全国陷入极度混乱状态，尽管周总理和他的许多老朋友一样处境艰难，但他一直在为国家为人民夜以继日地工作，一直在为保护干部和群众呕心沥血，一直在与“四人帮”一伙巧妙周旋。但“四人帮”并不放过他，什么“二月逆流”“批林批孔”“蜗牛事件”“伍豪事件”等等，一次又一次地对他进行无情打击。他积劳成疾，终患绝症。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四人帮”一伙又极力压低葬礼规格，压制民众的悼念活动。4月5日，终于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

我是1975年11月调入外交部的。周总理去世时，我悲痛万分，好几个夜晚不能入睡。“四五”期间，我每天都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一待就是半天。4月1日，我和礼宾司、北美大洋洲司、领事司、条法司、国际司、翻译室的50多人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此前，大家推荐我撰写悼词，我花了一天时间写出了一篇8000字的悼文，诉说周总理的丰功伟绩，怒斥对周总理的不公之举。我们从外交部街出发，步行到天安门广场，在纪念碑下排成五排。我走到前面大声宣读悼文。刚念第一段，队伍里的同志们已失声痛哭。我继续喊出我的心声。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以至于念完悼词之后，我们很难离开。

第二天，我又与亲朋好友两次去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并宣读同一份悼词，引起有关人员的注意。后来，他们把我当成报纸上指责的“小平头，戴黑眼镜的人”进行追查。

从事外交工作之后，我接触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恩来对中国外交事业的许多开创性的指示，深感周恩来考虑之周到，思维之细密，策略之灵活，视野之高远，为一般人所不及。他在我心中的形象越来越高大，他的光辉照亮了我的工作之路。

亲人心中的周恩来

我的亲人，可以说个个都是周恩来的崇敬者。

我的父亲杨德清是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对周恩来怀有深厚的感情。20世纪50年代初，我家的墙壁上贴着一幅60多位国家领导人的头像画，最上面一排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等。村里人坐在我家炕上，父亲指着周恩来的头像，讲他在西安事变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这情景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当时我才6岁。1964年，我读高中三年级，学习成绩不错，但政治上懵懵懂懂。那时最爱看《上甘岭》一类的战斗片和《寂静的山林》一类的反特片。一天晚上，我从学校回家，正好碰上放映电影。那时乡下放电影是件大事，像过节一样。同学赵彦生叫我一起去看。我问放什么电影，他说是纪录片《周恩来访问十四国》。我说不看纪录片，没有意思。这话正好被父亲听见了，他把我叫回家里狠狠批评了一顿。他说：“周总理是我们国家的总理，他出国访问，自然是为了我们国家好，你怎么说没意思呢？你既不要求入团，也不要求入党，思想太落后了，必须改正。如果不改正，即使考上大学，也不会有出息。”那时父亲任村党支部书记，他的批评表明了一个农民对周恩来的朴素感情。

我的岳父佟铮是1937年入党的老干部。他是东北军学兵队的手枪队员，秘密参加了抗日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西安事变中执行过活捉蒋介石的任务。他亲身感受到周恩来在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事变之后，学兵队因“思想左倾”被遣散，他辗转至太原参加了八路军。他对周恩来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北京市建筑口工作，曾任北京市建委常务副主任、市委城建部部长，多次当面向周总理汇报过工作。“文革”末期，周总理还过问对他的工作安排。1976年，周总理逝世，他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回家后，他心情沉重，几乎一天不讲话。临睡前，他自言自语：“周总理是我最敬重的人，今后再也看不到周总理了。”

我哥哥杨发珍1966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后成为高级工程师。他搞科研工作，对政治也极为关注。1967年，已经有人公开反对周总理。他说：“周恩来在中国社会基础雄厚，谁反对周总理，谁就将死无葬身之地。”

我的表哥曹玉文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来成为哲学系博士生导师。1967年我从二外到北大看望他。他对我说：“周总理爱护学生，维护大局，真是苦心用尽。两派中人如果有他百分之一的水平，就不至于互相残杀了。周总理看到眼前的内战局面，一定非常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