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何让人艺停演《潘金莲》？

　　1961年4月底，人艺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周总理在百忙中来看当时正在上演的《名优之死》和《潘金莲》，并且最后让《潘金莲》停演了。

　　1962年春，周总理在人艺与大家联欢

　　《潘金莲》剧照

　　本文摘自《史家胡同56号：我亲历的人艺往事》，梁秉堃著，金城出版社出版

　　1961年4月底，人艺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周总理在百忙中来看当时正在上演的《名优之死》和《潘金莲》，并且最后让《潘金莲》停演了。

　　第一次看过戏之后，周总理一反常态，既没有上舞台看望演员，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表示“我还要再看一次，有些问题需要再想一想”，便告辞了。

　　过了两天，周总理、邓颖超又来看戏，并且邀请了田汉、欧阳予倩、齐燕铭、阳翰笙和谭富英、马连良、裘盛戎、筱白玉霜诸位戏曲界的朋友。看完戏以后，他把大家留下来，与剧院的领导、导演、演员们在首都剧场的小休息室里进行了座谈，直至深夜。

　　会上，周总理开门见山：《名优之死》是个好戏，可惜就是短了些。谈谈《潘金莲》这个戏吧!狄辛、田冲、方琯德，你们先谈谈对这个戏是怎么认识的。

　　方琯德想了想说：“第一，张大户迫害潘金莲的行为，台上没有表现，观众对这一点没有印象。第二，潘金莲为了自己解放杀死丈夫，这总不是好事，很难让观众同情。在这两点上不宜给潘金莲翻案。”

　　周总理点点头，狄辛，你在台上不是反抗得挺激烈吗？说说你的想法。田冲，你这个英雄人物有什么看法？

　　田冲开了腔：“剧本是在30多年前写的，当时作者是企图表现‘妇女反对封建压迫’的思想，可今天再看这个戏，觉得有不足之处，若能做些修改，是否会更好?”

　　狄辛也开了腔：“潘金莲的所作所为是对当时社会制度的反击，只是没有选择到正确的道路，杀死一个无辜者而求得个人的解放是不对的。剧院同志对这个问题有争论。”

　　周总理始终注意听着，他又转向了剧院的总导演焦菊隐。焦菊隐一边吸着香烟一边说：“没有什么新的看法，这个戏究竟该肯定谁?是武松还是潘金莲?始终没找到答案。方才同志们谈到的种种矛盾是存在的，现在看起来，这两个人物都不令人同情。”

　　欧阳予倩推了推眼镜：“我写《潘金莲》是在1925年，当时看到许多妇女受压迫，心中很悲愤，于是想写一个戏借以揭露当时的黑暗。因为我自己是唱花旦的，这才写了潘金莲，我自己就演这个角色。周信芳演武松。当时是一边演一边想台词。在排练和演出过程中，我都是同情潘金莲的。在第三幕戏里，我把她处理成有些歇斯底里的劲头，因为她爱武松，然而武松不理解她，这才迫使她说出‘你也知道明珠暗投不如死?可知道男女都是一样?’的话来。周信芳演武松，又另有他的想法。他同情武松，把武松处理为英雄人物，演到第三幕时，也是激昂慷慨地下决心杀嫂报兄仇。结果是我们两个人各演自己的戏，一出戏里却各有千秋，根本没有想到主题思想的问题”。

　　周总理扬着脸问：你对武松是怎样理解的?

　　欧阳予倩挥了一下手，“我认为武松是个封建英雄”。

　　周总理停了一下，摇着头，说武松是个封建英雄，我不能同意你的看法。

　　欧阳予倩继续解释：“那时候演戏不像我们今天，不讲究主题思想，连台词都是一边演一边不断丰富补充的。由于武松是那样的激昂慷慨，发展到第四幕结尾的戏时，在众乡邻见证之下，一边唱‘你爱我，我爱我的哥哥’，一边把刀子刺入潘金莲的胸膛的。我最初写的是戏曲本子，在1927年南国社演出之后，就一直没有再演了。当时写这个戏，也只是想借题描绘一下，妇女在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和封建道德的束缚下，以及在有钱有势男人的压迫蹂躏下所造成的种种悲剧，并没有替潘金莲翻案的意思。当时也没有想把这个戏作为保留剧目，更没有想到在解放以后，由北京人艺上演这个戏。现在有必要重新考虑这个戏的主题思想问题。这个戏究竟说明什么问题?影响观众的又是什么?”

　　周总理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欧阳予倩，这时轻声地说：你谈到当时写作的心情，这我是很能理解的。说到给潘金莲、秦桧这样的人翻案，又谈何容易！武松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个打虎的英雄，《水浒传》中也记载了他许多其它方面的事迹，很难扭转人们对他的看法。再说岳飞是一个爱国的忠臣，如果给秦桧翻案，那么把岳飞又摆到什么地位上去呢?尽管岳飞有许多封建的思想意识，这是我们今天的看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能那样爱国，确实是了不起的。所以说，不是哪一个历史上的人物都可以翻案的。翻案必须要有一定的根据嘛!说到这里，他又仔细地看了看尚未发言的同志，意思是一定要请大家都谈谈自己的意见。

　　筱白玉霜接上去说：“过去我演的评剧《潘金莲》，有一个明场戏交代出潘金莲是被迫杀死丈夫的。她如果不这样做，西门庆就逼她交出许多银子来。现在记不清楚了，还可以再查对一下原来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