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住院期间没有减少一点工作量【4】

　　在生命最后的时光，周恩来在病床上与相濡以沫半个世纪的妻子交谈身后事

　　“文化大革命”以来，周恩来的处境是艰难的，与他相濡以沫半个世纪的妻子邓颖超的处境同样也是艰难的。她像很多老干部一样，“是靠边站的”。在当时那种严峻而复杂的形势下，邓颖超对自己采取了“与世隔绝”的办法，实行一个“三不”主义，即不跟任何人来往，不跟任何人通信，不跟任何人见面。（参见《邓颖超文集》，第288、290页。）邓颖超这样做，是她亲眼看到“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怎样制造各种事端刁难

　　和攻击周恩来，因此，她必须谨慎处事，不给他们以任何口实。

　　在那些混乱的日子中，邓颖超特别心焦，但她能为周恩来分担的事很有限，她只能通过写信、请卫士递纸条等方式不断提醒周恩来要重视自己的身体，提醒身边工作人员尽量按时让周恩来吃一口热饭和获得短暂的休息。直到周恩来病重住进医院，他们才有机会每天在一起。邓颖超陪伴周恩来走完了生命最后的旅程。

　　那时，邓颖超每天都去医院陪护，给周恩来读文件、读报纸。她有过这样两段内心独白：“从感情上来说，我个人是非常难过的，但我是个党员，要执行党交给我的任务”（邓颖超在医疗组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6年1月2日。）；“我用无产阶级的坚韧性，高度地克制我内心的痛苦，在他病中还要用愉快的精神和恩来一起同疾病作斗争”（《邓颖超文集》，第159页。）。她还说过：“我对医疗上不太了解，只能从政治上、病中生活方面使总理得到些鼓舞和安慰”（邓颖超在医疗组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6年1月2日。）；总理的病“能够抑制一下，维持时间长一点，多为党做几年工作，就满足了”（邓颖超谈话记录，1973年10月5日。）。

　　邓颖超积极配合大夫的工作，有时会提一些建议，如请中西医共同研究一下；提议将周恩来的尿蛋白、红血球以及睡眠、休息、服中药的关系等列表研究等等。邓颖超对医务人员说：“我们要做好调查研究，细致地探讨和摸索治疗办法。要有胆量和信心，意志要坚强。”她对医务人员很尊重，“对大家长期以来的辛勤努力做出的成绩也从内心表示感谢”。她充分肯定医务人员的工作，常常予以鼓励。她还用周恩来同疾病斗争的精神，激励大家：“总理在病中一直很坚强，和大家配合得很好。我们为他服务，也应和他一样地坚强战斗。”（邓颖超在医疗组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6年1月2日。）

　　在病床上，周恩来终于有时间同邓颖超多一些交谈。交谈中，他们从不涉及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这是从入党那刻起养成的自觉习惯。他们认为党的纪律对于每一个党员来说都绝无例外，越是负责的党员，越应该以身作则，越应该自觉遵守纪律，严守党的机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么混乱的日子里，周恩来无论受到怎样的委屈，对邓颖超都是“守口如瓶，滴水不漏”。一天，周恩来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颖超同样回答说：“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当时，双方都知道最后的诀别不久就会残酷无情地出现在他们面前，但是，他们把这些话都深埋在心里，永远地埋藏在心里。（参见《邓颖超文集》，第277—278页。） 周恩来和邓颖超1925年结婚，风风雨雨半个世纪，感情非常深厚。如邓颖超所说：“我们革命几十年，出生入死，艰险困苦，患难与共，悲喜分担，有时战斗在一起，有时分散两地，无畏无私。在我们的革命生涯里，总是坚定地、泰然地、沉着地奋斗下去。我们的爱情，经历了几十年也没有任何消减。”（《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周恩来对邓颖超要求十分严格，有些近乎“苛刻”，他多次在任职、调级等问题上尽量“压低”邓颖超。1975年10月，邓小平、叶剑英等提议，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并报请毛泽东批示同意后，已决定由邓颖超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21页。）但是，重病中的周恩来坚决不同意，硬是把这件事压了下去。对此，邓颖超从无怨言。她说：恩来这样做，我很理解。邓颖超把周恩来这些看似不近人情的做法，上升为坚持党的优良作风的高度来理解。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讲过这样一段话：“恩来生前是党和国家的一位领导人，但他总是按照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严格要求自己。他把自己看作是党的人，是一个人民的勤务员。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恩来始终如一地遵守着这条共产党人的最重要的准则。他永远保持和群众的最密切联系，从不搞特殊化。他一生为党和人民虽然建立了许多功勋，但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经常检讨自己。他功劳越大，越是虚怀若谷；地位越高，越是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兢兢业业，戒慎恐惧。特别是我们党处在执政党的地位以后，他更是时时刻刻注意这个问题，严于律己，把搞好我们的党风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作为他的亲属，又有什么理由把自己放在一个特殊的地位呢？”（《邓颖超文集》，第160页。）

　　在周恩来生命最后的时光，周恩来和邓颖超交谈最多的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如何处理身后事的问题。

　　早在1956年，中央作出人死后实行火葬这个决定不久，周恩来和邓颖超就商定，并相互保证，把“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撒到水里、土里去”。他们认为，这是“思想观念上的重大变化”，是“移风易俗的重要改革”。（《邓颖超文集》，第159页。）

　　中央作出决定后，周恩来带头把父亲的坟墓平掉，进行深埋；还把他老家淮安几代亲人的坟墓平掉、深埋，把土地交公使用。周恩来曾经讲过：人死后为什么要保留骨灰？把它撒在地里可以做肥料，撒在水里可以喂鱼。他还主张人死了以后，可以做尸体解剖。邓颖超回忆说：“当他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挽救时，一再叮嘱我，死后不要保留他的骨灰。”“葬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任何人。”“一定不要特殊化。”（《邓颖超文集》，第159、160页。）

　　为了保证自己身后事的落实，周恩来在病床上两次约见了邓颖超的秘书赵炜。在第一次谈话中周恩来说：“我和大姐10年前就约好，死后不保留骨灰。但我想，如果我先死了，大姐不一定能保证得了把我的骨灰撒掉，这件事得中央做决定，不过大姐可以反映我的要求。如果大姐死在我前边，我可以保证她的愿望实现。我要先死了，大姐的骨灰撒掉的意愿你是保证不了的，但可以向中央反映她的要求，她还可以留下遗嘱。”在第二次谈话中，周恩来谈到骨灰处理问题，他对赵炜说：“把我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去做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周恩来的两次谈话使赵炜很受教育，她说：“我对他们两人更加敬仰了。多么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呀。”（赵炜：《西花厅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57、258页。）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78岁的周恩来走完生命的旅程。

　　为了实现周恩来的遗愿，邓颖超没有向组织提个人的要求，只是向前来告别的中央领导同志转述了周恩来生前对后事处理的意见，并请求报中央和毛泽东批准。1月12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周恩来骨灰撒掉的请求。1月15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的追悼大会，邓小平致悼词。头一天，这份悼词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因患严重的眼疾，悼词是由工作人员读给他听的。毛泽东边听，边“难以控制情绪，失声痛哭”。工作人员问毛泽东是否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毛泽东拍拍腿说：“我也走不动了。”（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34页。）中央政治局考虑到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没有安排他出席周恩来追悼会。

　　追悼会后，邓颖超亲手打开周恩来的骨灰盒，用颤抖的双手一捧一捧地把骨灰分装在四个文件袋里，为飞机撒放做准备。当晚，邓颖超亲自护送周恩来骨灰到通县机场，西花厅党支部的张树迎、高振普参加了执行骨灰撒放任务。

　　飞机在夜空中起飞了。四包骨灰在北京上空、密云水库、海河、黄河入海口四个地方撒放掉，融化在祖国的江河大地里，融化在人民之中。邓颖超在党中央的支持下，圆满完成周恩来的遗愿。

　　〔作者廖心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北京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