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文革”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2】

　　二、1962年至 1966年：知青上山下乡在全国有计划地展开。在这一时期，周恩来对知青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1、高度重视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深刻阐述上山下乡的重大意义。

　　20世纪 60年代初，党和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重大调整。在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精简政策的同时，从 1962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从这时起，周恩来对知青上山下乡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把推动知青上山下乡作为党和国家工作中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来抓。1962年，他在接见各大区农办负责人时指出：“计划生育和组织城市人口下乡，不能看成是一件小事，应当经常抓这件事情。”（《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511页。)1963年 2月 13日，他在中央举行的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时又强调：“我们对人口、劳动力、城市人口怎么样安排，这是一个大事情。总的口号就是面对农村。就是下乡、上山、下水，搞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533页。)他多次主持会议讨论研究知青问题。“文革”前，一共召开过八次全国性知青工作会议，其中，周恩来亲自到会四次。有一次他听知青工作情况汇报竟长达六个小时，足见他对此项工作的重视。

　　周恩来还多次深刻阐述知青上山下乡的重大意义。1962年 11月 8日，他指出：“我们安置城市下放人员是积极的，是为了发展生产、扩大就业范围、解决城市多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这是个长期任务，我们是从这个目的开步走的，所以说这是有前途的事业。” (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6年版，第 32页。) 1963年 7月 9日，他在各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上提出，今后 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参见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第 36页。）1965年 2月，他又明确指出，知青上山下乡这一工作是延绵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重大事业。应当从关怀后代、培养革命接班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逐步缩小以至消灭“三大差别”的深远意义来看待这项工作。一定要高瞻远瞩，长期打算，认真做好这项工作。（参见《人民日报》1977年 1月 17日。）

　　2、将知青上山下乡纳入国家计划，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知青的安置方向。

　　20世纪 50年代的知青上山下乡，由于缺乏专门领导机构组织协调，不可避免地出现职权不分、彼此掣肘等问题。随着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有计划地展开，知青安置工作也经历了从无序到有序，从无计划到有计划的转变。这一重要转变，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

　　周恩来曾多次强调，知青上山下乡不是临时性的措施，而是长期的方针。根据他的指示，在 1962年 10月召开的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汇报会上，首次把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纳入国家计划，就安置对象、方式、经费、物资等制定了相关政策、计划和保障措施，并组建了国务院农林办安置领导小组，以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统一领导。1963年 6月 29日至 7月 10日，中央召开各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要求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都要作长远打算，要编制出城镇知青上山下乡 15年（1964—1979）的安置规划。根据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提出 15年内，“估计每年有百万左右的人需要有计划地安置下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版，第 604页。）。1965年 2月，周恩来在各大区和重点省、市、自治区安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又强调：动员城市知青和闲散劳动力下乡上山，是城乡劳动力安排上的一个方面，必须纳入城乡劳动力整体规划之中。目前在城乡劳动力安排上存在着分散现象，需要加强统一管理。（参见《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版，第 430页。）周恩来的这一指示精神，在当年 4月 22日中央转发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关于安置工作会议的报告》的批语中得到体现。

　　知青的安置方向也受到周恩来的关注。城市知青最初主要安置在国营农场，但农场能容纳的劳动力有限，国家财政负担也重，各地都在寻求更好的安置办法。周恩来肯定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提出的插队办法和浙江嘉兴安置插队知青的经验，积极倡导以插队为主安置知青。1963年 7月 9日，他在各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上说：“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提议的，我赞成。嘉兴的生产队能安置为什么其他地方不能这样干呢？……实践证明，只要我们一号召，就会到处有人响应。”他提出：“今后安置方式，插队是主要的，往农、林、牧、渔场安置是第二位。要勤俭办事业，要节省花钱。你们回去订计划时，第一插队，第二插场，第三新建、扩建场。这样就投资少，效果大。”（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39页。）

　　为进一步统一党内外认识，有序地开展知青上山下乡工作，1963年 10月，周恩来又指示：“要搞一个决定发下去，越快越好”。（侯隽主编《知青心中的周恩来》，第 6页。）1964年 1月 17日，中央下发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我国第一个指导知青上山下乡的纲领性文件。《决定（草案）》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建国以来的实践证明：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动员大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第 39—40页。）

　　安置方向调整后，插队比例迅速提高。1962年至 1963年，下乡知青主要安置到农场，插队只占 6%。1964年插队比例猛升到61%，1965年进一步上升为63.1%，1966年达到 70%以上。（参见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