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02日16:06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西花厅一天的繁忙是从总理起床时间为起点:先是忙着请示汇报的秘书们——五六十年代,周恩来总共有20多位秘书,负责联系不同的部委,周恩来办公桌左手下有一排标有秘书名字的电铃按钮,便于找这些秘书。“文革”后,这些秘书只剩下两位;遇到急事,男秘书们干脆把总理堵在卫生间里,所以也有工作人员们戏称这里是“第二办公室”。总理的早餐常年不变:面包、果酱、黄油和豆浆鸡蛋冲麦片。
“总理平时有两件东西是从不离身的。一件是他的那只老手表,另一件是办公室和保险柜这两把钥匙。”赵炜回忆。周恩来的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自己一把,值班秘书一把,值班警卫一把,连邓颖超都不能“私自”进入他的办公室。或许是早年革命生涯沿袭下来的习惯,周恩来的钥匙几乎24小时不离身,平时放在衣服口袋里,睡觉时就压在枕头底下,出国时才交给邓颖超保管,“大姐把钥匙放在信封里,为了避嫌,特意用钉书器把信封口钉上,等总理回来后再完璧归赵。”
平时,周恩来都是亲自取放保险柜里的东西,至于里面究竟放了些什么,邓颖超也从不知晓。在总理身边工作了21年的赵炜有过两次打开保险柜的经历,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周恩来让赵炜将里面存放的三个存折取出送交中国银行保管,三个存折累积40万元的存款是解放后国家给傅作义的补贴,“文革”一起,傅作义怕红卫兵抄家便在前一天晚上送到周恩来这里保管。第二次开这个保险柜时已是周总理去世,来清理遗物。“说实在的,这次打开保险柜很出乎我意外,因为里面根本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总理是个保密意识很强又很细心的人,赵炜推测,他一定在住院时就把里面的重要东西作了安排。
周总理有一个清嗓子的习惯。晚上,只要夜间从外面回来,在西花厅前院一下车他就要咳两三声,一听到这个声音,值班室的人马上知道总理回来了。赵炜还是后来从邓颖超那里知道,原来周总理这种进门前先咳嗽的习惯是30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养成的。那时他们住的院子没有电铃,回来晚了不敢高声叫门,就以咳嗽两声为暗号。后来虽然转战南北,这个习惯一直保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