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何不让自己侄女去北戴河避暑

一九五六年十月，周恩来与周秉华（左起）、周秉和、周秉建、周秉宜、周秉德在西花厅院内。

一九五二年夏，周恩来、邓颖超与周秉德、周秉宜、周秉钧在颐和园内的谐趣园。

1970年9月，周秉建与伯伯、七妈在一起。

　　建国初期，周恩来胞弟周恩寿的孩子周秉德、周秉钧和周秉宜因家中房小住不开，曾跟着周恩来、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生活了十几年。周恩寿的其他几个年纪较小的孩子，周秉华、周秉和、周秉建也曾在西花厅见证过许多亲情轶事。作为与周恩来夫妇关系最为密切的晚辈，周家的第二代人都认为伯父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没有任何特权想法。

　　又是一年清明时节，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了。周秉德、周秉钧、周秉宜、周秉华、周秉和、周秉建兄弟姊妹六人以不同的方式缅怀伯父周恩来，言及在伯父身边生活的点滴，感悟多多，娓娓道来，周恩来那让人敬佩的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总理后人们平凡纯粹的布衣情愫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什么时候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能上北戴河避暑了，你们才可以去”

　　1949年6月，一位12岁的小女孩来到了北京，住进了中南海。在这里，她第一次见到了伯父周恩来。

　　这个小女孩就是周恩来三弟周恩寿的大女儿周秉德。

　　周家过去是个大家庭。按照周家的老规矩，如果一个兄弟没有后代，那么其他的兄弟就应该过继给他一个，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续香火”。周秉宜说，伯伯没有孩子，二伯那边只有一个儿子，我爸当时却有我们好几个孩子，于是我爸对伯伯说要过继一个给他。“我爸也没有那么封建，说男孩女孩都可以，只是希望伯伯身边不要太寂寞，但是伯伯拒绝了。伯伯说：‘我要是要了一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就会觉得自己很特殊，而其他的孩子就会认为我这个做伯伯的不公平。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你的孩子我都会当做自己的孩子来看待的。’事实上伯伯也是这么做的。他拿出自己的工资供我们上学，他关心我们的成长和进步，他是我们这个家的大家长。当然他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又是非常的与众不同，自有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老共产主义战士的角度和方式方法。”

　　周秉宜来到北京时才5岁。当年，中央领导人并没有什么更多的特殊待遇，无非是周末中南海的礼堂放映一场内部电影，或者首长们暑假期间去北戴河开会时可以把家属子女顺便也带去避暑等。然而，“伯父坚持不允许我们沾边，坚持我们和老百姓的生活保持一致，他从不允许我们去看那些内部电影。至于暑假去北戴河，七妈曾对我们说：‘你伯伯说了，什么时候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能上北戴河避暑了，你们才可以去。’”周秉宜说，自己第一次去北戴河则是2001年的夏天。

　　周秉德说，在生活上，伯伯对我们一家，都要求极为严格，而生活上的关照又极为深切。“伯伯对我父亲周恩寿工作的安排，一开始就指示父亲的领导说：‘给他的工作安排，职务要尽量低、薪水要尽量少。’他说因为他是国务院总理，对自己的弟弟就应严格对待。我全家来到北京安家是在东城区遂安伯胡同的两间小屋，而我们兄弟姐妹六人根本住不下，伯伯就让我们已经上了学的三个大孩子住到他的家———中南海里的西花厅，而在西花厅，我们也是三个孩子住一间屋里。父母的收入又很低，孩子多，经济上有困难，伯伯就用自己的工资来补助我们，直到孩子们陆续参加了工作为止。直到伯伯、七妈去世后，从他们卫士的回忆中，我才知道，他们对我们家的经济补助占到了伯伯工资收入的三分之一，甚至占了二分之一！他们对我们一家，恩重如山！其实，伯伯在世时，我看他着装总是整洁、笔挺，哪知他的内衣、睡衣是补了又补啊！作为纪念，我分到了这样的衣服，我拿在手里，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

　　“伯伯对待至亲的六个侄儿侄女，都像自己孩子一样，要求非常严格。”周秉建回忆说，上学时他们在学校填表格，都不会把伯父的名字写上。哥哥姐姐在郊区上学，都是公交车往返，从来没有派车接送过。“伯伯在长期的战争生活中养成了简朴的生活习惯，一件衬衫总是补了又补，日常饮食从不搞特殊化，即便条件好了，也只是吃一些粗茶淡饭。伯伯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待家人也十分严格，他要求家人凡事要考虑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决不允许家人以权谋私搞特殊，他也从不给家人提供特殊化的条件。”在周恩来的教诲和影响下，周家后人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始终把自己看作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