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66年来为何一直没回故乡淮安？【5】

　　为了维系共和国这艘载有8亿人口的“大船”不致倾覆，进而到达胜利的彼岸，他至死坚守在“摆渡人”的岗位上，哪还有心思顾及他所眷念的“小家”故乡呢?!

　　姚崇所提上述10条意见，总结了以往几代存在的主要弊端，有些意见相当尖锐。如他提到的燕钦融本是一代骨鲠忠义之士，只因上书唐中宗李显，指斥韦皇后干预国政而遭到“扑杀”。此事发生后群臣忧惧，朝堂上一片沉默。姚崇以此为鉴，直截了当地要求唐玄宗允许群臣“批逆鳞，犯忌讳”，颇有置生死于不顾的况味。好在当时唐玄宗初登大位，锐于成事，政治气候适宜，君臣之间达成了共识。所以毛泽东称姚崇为“大政治家”，并赞扬：“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唐玄宗后来耽于享乐，折辱大臣，与前期判若两人。如监察御史周子谅在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上书忤旨，竟然在朝堂上被杖死，可见进谏的时机也很重要。

　　唐朝“开元盛世”，姚崇与宋璟齐名。姚崇长于应变，以成天下之务，而宋璟则长于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有次唐玄宗准备巡幸东都洛阳，恰在此时朝廷供奉祖先的太庙朽坏了，宋璟认为这是上天降咎，皇帝不宜东行。但姚崇不这样看，他上书称太庙本是前秦时苻坚所建，距今有几百年了，朽坏很正常，不过“偶与行期相会”，因此不必顾虑。他说东都洛阳已作好准备，如果皇上取消行程，反倒“失信于天下”。旧庙既已毁坏，不堪修理，不如暂时将祖先灵位移于太极殿安置，再改建新庙以申诚敬。唐玄宗听从了姚崇的意见。毛泽东在比较了姚、宋的行事风格后，认为“二人道同，方法有些不同”。所谓“道同”，即对皇帝的忠心不贰。

　　姚崇为相时不信鬼神，不畏灾异，相信人定胜天，有一种敢作敢为的气派。这一点犹为毛泽东所赞许，称其为唯物论者。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山东发生蝗灾，官民不敢捕杀，百姓皆烧香礼拜，设祭祈恩；汴州刺史倪若水认为蝗虫是天灾，只有修德方能禳除，如果以人力捕杀则为害更甚。姚崇为此事忧心如焚，上书唐玄宗，批评“庸儒执文，不识通变”，强调“事系安危，不可胶柱”。民以食为天，如果任凭蝗虫害稼，势必导致百姓颗粒无收，流离失所。他建议山东官民立即在晚上设火引蝗，边烧边埋，即便除之不尽，也胜于养以成灾。在他的大力督责下，山东官民灭蝗10余万担，一场灭顶之灾得以化解。

　　唐代盛行佛教，许多皇帝如武后、唐中宗，还有许多公主、外戚十分佞佛。到唐玄宗时，此风仍未衰减，朝野上下争先造寺庙，度人为僧尼。姚崇为此上书，提出“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但发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苍生安乐，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奸人，令坏正法？”他以梁武帝萧衍三次舍身同泰寺，仍不免亡国殄家等事实为例，说明佞佛并不能消灾免祸。唐玄宗认为他说得有理，于是将1．2万名伪滥僧人还俗。姚崇身体力行，告诫子孙“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佛道备矣”，什么抄经铸像一类行为，都是惑于凡僧的无知之举，非但无益，反倒损耗生人，甚至有因此而破业倾家者。古代社会，人们迷信神佛，像姚崇这样具有清醒头脑的人，可算是凤毛麟角。毛泽东对姚崇的“上书”及诫子弟文作了多处圈画，并批注：“韩愈佛骨表祖此。”唐宪宗时期，韩愈写下著名的《论佛骨表》上呈宪宗李纯，不遗余力地抨击佛教，结果被贬为潮州刺史。毛泽东发现了韩愈与姚崇之间的思想联系，认为韩愈的唯物论植根于80多年前的姚崇。这也显现出毛泽东读书由此及彼、触类旁通的功夫。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转眼间，毛泽东离开人世业已30余载。对其功过是非，人们各有评说，但无不承认其是一代历史家。他读《二十四史》，最喜欢读人物传记，而在人物传记中又特别留意包括“上书”在内的可靠文献，并给予独到的评说。这是一种带有个人风格的读书方法，也是一种政治家的历史记忆法。中国的《二十四史》，内容极为丰富，其中经验教训既可以开示未来，同时也会带给人一些包袱。毛泽东饱读《二十四史》，受其影响当然也是多方面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拥有无上的权威，权力未能得到有效约束和监督，“万岁”的呼声一直不断，这是他晚年不断失误的根本原因。他经常援引古代君臣纳谏和上书的事例教育干部发扬民主，此种观念在现代社会是比较落后的，实质上是有些建议他接受了，但许多可贵的意见他非但未能采纳，反而给予批判和打击。因此，只有持续不断地建设民主政治，才是治国安邦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