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决策：周恩来狙击江青“组阁”阴谋【3】

　　毛泽东此时严厉批评、警告“四人帮”一伙，表明他对江青等人自“批林批孔”以来所作所为的极端不满，亦是对“四人帮”的一次沉重打击。慑于毛泽东的警诫，从7月中旬至9月底，江青等人攻击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活动稍有收敛，但他们仍在喘息中窥测方向，等待时机，以求一逞。

　　9月29日，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党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这个在当时条件下的有限的平反文件，仍是“四人帮”一伙极不情愿看到的。因为这又意味着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的一批老干部要被平反，被“解放”。

　　9月30日，周恩来抱病来到人民大会堂，亲自主持建国25周年盛大招待会，受到在场近5000人的极其热烈的欢迎。周恩来所致简短的祝酒词，竟被全场雷鸣般的掌声打断好几次。人们对自己总理所表达的发自内心的崇敬之情，正是对“四人帮”一伙批“周公”、批“大儒”等龌龊行径的有力回击。

　　10月4日，正在武汉的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建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毛泽东同时还提出了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作出的这个重要决定，成为邓小平即将全面接替病重的周恩来总理的最具体、最有效的步骤。

　　同林彪一伙一样，权欲熏心的江青集团，早就在打四届人大的主意了。他们明白，现在已经到了“组阁”的关键时刻。这时，他们的“对手”不仅有周恩来，而且又添了1个邓小平。必须用一切手段打败“对手”，抓住“组阁”的大权。

　　10月6日晚上，已得知毛泽东人事安排意见的江青迫不及待地赶到医院，向刚接待完外宾尚未恢复疲劳的周恩来一连串地提出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军队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实际上是想在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全面开始之前，搞“先入为主”和“先发制人”。病中的周恩来这时虽然身体虚弱，却头脑清楚。他以极大的克制和耐心与江青周旋了整整两个钟头，对所有实质性问题未作一字表态，实际上是不赞成江青的“意见”。江青一无所获，败兴而归。她一回住所便向王洪文嚷道：“我保留我提名的权利！”借以发泄对周恩来的不满。

　　此时江青还不知道，就在她赶到医院之前，邓小平已经同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谈话。两天之后，邓小平又再次与周恩来在病室长谈。自然，两位老战友谈的是有关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问题。

　　1974年10月11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在近期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与此同时，有关四届人大由谁来“组阁”的斗争，也一天天明朗、尖锐。

　　10月13日，正到处寻机发难的江青从《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风庆轮事件”的报道，其中有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的内容。江青如获至宝，挥笔批道：“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个部？”“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又称：“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江青批示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紧随其后，异口同声地提出这件事是“路线问题”，要求国务院、交通部抓住此事进行所谓“路线教育”。

　　与“四人帮”大段大段横加指责、上“纲”上“线”的批语形成鲜明对照，邓小平仅在这份材料上画了个圈，而周恩来后来也只在江青派人专送的传阅件上批了“已阅”两个字。两位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对江青一伙的无理取闹均不屑一顾。

　　10月17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早有预谋的江青等人联合向邓小平发起突然袭击。他们把所谓“风庆轮事件”定性为“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的1个典型，把攻击的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领导下的国务院。

　　会上，江青首先站起来质问邓小平：“对这件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或者想站在中间立场上？你要表明态度。”

　　对江青一伙的这种惯用伎俩，邓小平过去已碰见多次了，但他一般都以沉默来表示“态度”，而这一次，江青那种骄横无理、惟我独尊的腔调和做派，使他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邓小平逼视对手，严词回击道：“对这件事我还要调查，不能搞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们的意见！”

　　这是邓小平自1973年复出以来，第一次公开“顶撞”这位“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对此，江青颇有些意外。她怔了好一会儿，才突然明白过来。在一阵撒泼之后，又用泼妇式的语言攻击、谩骂邓小平。

　　邓小平忍无可忍，愤然起身，退出会场。这时，在一旁静观事态的张春桥望着邓小平的背影，恨恨地说道：“早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果然跳出来了！”

　　中央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

　　当夜，“四人帮”在江青处碰头。经过一番策划，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正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告邓小平及周恩来的“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