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手到密友：周恩来与“伍豪事件”策划者张冲【3】

风雨同舟　力维大局

在张冲与周恩来频繁接触的 6 年多（1936年-1941年）时间里，虽然两人各自代表所属党派的立场，但正如周恩来后来在《新华日报》代论《悼张淮南先生》中所言：“我识淮南先生甚晚，西安事变后，始相往来，然自相识之日始，直至临终前四日，我与淮南先生往来何止二三百次，有时一日两三见，有时且于一地共起居，而所谈所为辄属于团结御侮。坚持国策，至死不移。淮南先生诚五年如一日。”

“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两党，所往来者亦悉属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及党格。这种两党间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气的…… ”

张冲也十分钦佩仅长他几岁的周恩来的为人和才干，他常说：“周恩来先生是当代出色的政治家。如果共产党取得政权，担任外交部长的一定是周恩来先生。”当然，他们之间的接触交往不都是一团和气、一帆风顺的，但每当遇到问题发生争执时，双方都能以“敌人所欲为者我不为，敌人所不欲者我为之”的准则互相勉励，互相提醒，进而增进了信任，加强了友谊，为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张冲性情随和，为人豁达，聪慧敏锐，能言著辩，他“为国民党的青年中委，但从未以此骄人，且曾任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亦从未染近日‘调查统计’工作的习气，在平时接人待物，尤极谦和，而青年英俊之气，亦未稍衰”（周恩来语）。加之他学贯中西，见多识广，思想较为开朗，故而容易接受新事物，听得进不同意见。周恩来对他“这种动定咸宜的守身立世之道”极表赞赏。

在大敌当前、共御外侮的斗争中，在国共合作的交在中，张冲受到周恩来诸多方面的影响，思想认识有了很大进步，为联苏联共、团结抗日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他置顽固派的攻击陷害于不顾，多次真诚地给周恩来的工作以帮助。在重庆，凡周恩来对蒋介石提出要求和见蒋，或蒋介石要见周，都由张冲代为转达和安排，并居中周旋，从大局处努力。在顾问处常可听到周恩来打来的电话，而张冲接电话时通常总是用这样的话开始：“喂，我是淮南，你是恩来吗？”两人关系融洽由此可见一斑。

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的住处处在特务的重重监视之下，张冲不顾个人安危，尽力保证周恩来顺利进出，开展工作。有时实在没办法，就将他们的会晤地点放在重庆枣子岚垭张冲的寓所“乐庐”。一次，重庆都邮街发生了所谓的“民众”捣毁苏联驻华使馆的不幸事件，张冲即于大风雨中陪伴周恩来到现场勘查，以保护中共代表的安全。周恩来之所以能在 1939 年春到安徽、浙江等地视察慰问新四军、回乡省亲，后顺利返回延安议事，都与张冲的大力协助分不开。

是年夏天，国民党当局同意周恩来北返延安，但当周恩来到重庆珊瑚坝机场时，检查人员却借故刁难，要他出示离境证件，否则不准离开重庆。双方争执之时，适逢张冲到机场为周恩来送行。张冲眼见情况有异，立即驱车赶到蒋介石侍从室，找到侍从室主任贺耀祖，一起去见蒋介石，取到蒋介石手令后，又亲自送往机场，直至周恩来上飞机才放心。事后，张冲愤愤地说：“这是顽固分子在捣乱，蓄意制造国共分裂！”

在交往中，周恩来除了对张冲的一些错误观点及时给予指正外，还特别注意用事实纠正其偏见。如重庆《新华日报》的发行屡遭特务破坏干扰，周恩来开始向张冲提出这个问题时，张冲不以为然，认为是夸大了事实。周恩来就陪他去现场。在亲眼目睹了特务殴打报童、撕毁报纸的情景后，张冲也感到气愤，随即采取了力所能及的制止措施。

1941年1月初，国民党悍然发动了“亲者痛，仇者快”的皖南事变，举世为之震惊。张冲闻讯，痛心疾首地对部下说：“生死存亡之时，还做这等兄弟相煎之事，可耻！可悲！”他看了国民党《中央日报》关于事变的报道，对其歪曲真相、颠倒黑白的一派胡言非常不满，当众将报纸摔在地上，双手交于背后，在办公室踱来踱去，许久不发一言，气得饭也不吃。而当《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的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及有关社论报道，揭露事件真相后，民心沸腾，他则深表同情。

1月18日，《新华日报》营业部主任涂国林被特务拘捕，周恩来当即通过张冲迫使当局将人放回。2 月中旬的一天，《新华日报》发行部又遭破坏，张冲亲自陪同周恩来赶赴现场，于寒冷的黑夜里，在曾家岩十二小学的宪兵队门前盘桓交涉达两个多小时。最终迫使宪兵队退还被扣压的报纸，周恩来随即将报纸当场分发给围观的群众。当夜，我党干部陈家康（解放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送张冲上车回家时，张冲问陈家康对近日之事作何想法。陈家康说：“成功，是国家民族之福；不成功，坚持到死不变。”张冲听后喟然长叹：“我死必在君先！ ”

张冲出此悲言，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力促国共合作的如此作为，自然深遭顽固派之嫉恨，意欲除之而后快。就在此时，在国民党的一次高级会议上，当张冲谈及国民党应继续与共产党合作的观点时，与会的一个死硬派反共人物竟破口大骂，猛然还将茶杯向张冲掷去，幸而未中。张冲遭此侮辱，颇为灰心，加之对时局的担忧，自感回天无力，心情沉重，甚至准备必要时以自杀来证明自己的心态。张冲对周恩来说：“一朝之中总有秦桧、岳飞。我们是忠，他们是奸；我们要顾大局，他们是不顾大局的。”

这一时期，张冲的处境确实很艰难。他既不满于顽固派的倒行逆施，想极力弥合两党裂痕；却又必须不折不扣地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与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周旋。己所不欲者而为之，矛盾而又痛苦的心情可想而知。因此，他在蒋介石和中共代表间频频穿梭往来，以期双方都能做些让步。但中共历来不拿原则做交易，更何况一月“皖南事变”、二月“报事”、三月“参政会风波”、四五月“中条山战役”都是国民党顽固派一手发动制造的。一次，为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一事，张冲与周恩来连续谈了3个小时。他苦苦哀求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等出席参政会，甚至说为了国家计，他跪下请求也可以。周恩来马上劝道：这不是个人问题，政治压迫、军事进攻、人身伤害，我们确实无步可让。经过中共的坚决斗争和国际进步舆论的影响，蒋介石才软了下来，又是召见周恩来，又是由宋美龄出面宴请周恩来，国共关系才趋向一定缓和。

然而，虽然蒋介石还要用张冲做挡箭牌，对他“慰勉有加”，并委任他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副部长；虽然张冲仍置顽固派的攻击陷害于不顾，为国共继续合作而奔走呼号，但他已预感到国共关系将跌入低谷，自己也可能遭受顽固派的毒手，心情至为沉痛。他每天一回家便反常地大声叫喊着夫人的名字，担心家中出什么变故。

一天，张冲叫来顾问处会计叶玉刚，郑重嘱咐：“顽固派对我在国共两党间的折中很有意见，近来我的行动已受到监视，说不定哪一天会被他们暗杀。”说完，取过信笺，给家属立下遗嘱，并交代道：“我一旦身遭不测，你必须把保险箱里我和周恩来先生历年往来的信件全部烧毁，不能留下一书半纸。”张冲逝世后，周恩来也嘱咐叶玉刚，将他与张冲的往来信件烧掉。迫于形势，大量珍贵的信件被毁，殊为可惜。

张冲虽未遭顽固派的毒手，却不幸于1941年6月染上恶性疟疾。他起初没有介意，仍力疾从公，为国共团结奔走操劳。周恩来多次前去探视，在病榻前轻声慰问，关切备至。张冲于病榻上还不忘国共合作，询问两党关系近况。后病情加重，他自知不起，嘱周恩来与自己的后继者（军令部二厅副厅长郑介民）保持联系，免使国共关系冷淡。当时，日军飞机日夜不停地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加之气候炎热，医护不周，政敌刁难，8月1日，张冲在重庆郊外40里的云龙旅馆山洞内病逝，年仅38岁。

斯人即逝，国共两党都为之痛惜。两党主要领导人纷纷致电家属唁慰。中共中央还同意周恩来提议，为张冲追悼会捐赠了3万元，并委托周恩来、董必武拟送了挽联。

与张冲从对手到密友的周恩来，在时局艰难险恶的情形下，对张冲的病逝尤感哀痛。在张冲的追悼会上，周恩来发表了历时20分钟的演讲。讲到后来，感情激动，语不成声，闻者无不动容。事后，特务头目徐恩曾感叹道：“周恩来真厉害，做宣传工作竟然做到我们家里来了。”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指示当日的《新华日报》刊出悼念张冲的专页，并撰写了2000余字的纪念文章《悼张淮南先生》，作为《新华日报》社论，肯定张冲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所做出的贡献。

解放后，周恩来仍未忘记张冲这位“安危与共，风雨同舟”的朋友。1949年开国大典时，周恩来遇到张冲的同乡、著名医学专家洪式闾教授，还特意提起张冲，说张冲是他的好朋友。周恩来对张冲所遗子女也格外关照，长子张炎遵照周恩来的嘱咐进了华东军政大学，女儿张雪梅也很早就参加了革命。

周恩来与张冲这两位在特殊领域展开特殊斗争并结成特殊关系的爱国者，为国共第二次合作，为民族存亡做出了特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