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回忆周恩来入党经历【5】

　　张申府侃侃而谈，他那愉悦的心情也感染了我。这时，我的脑海里却闪出一个问号。

　　“听说，您后来退党了？”我脱口而出，话音未落就自觉失言。

　　“哦……”张申府迟疑地应了一声，他低头用力吮了一口茶，没有回答我。

　　这个问题毕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我很尴尬，后悔不该那样冒失地提问，大概老年人感到最难回答的，正是那些透过玫瑰色眼镜看世界的天真青年提出的问题。

　　我假装环视室内的书画，寻思找个话题岔开……

　　这时张申府带着某种权威的口吻对我说道：

　　“那是1925年1月党的四大时，大家为一个问题发生争执，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也不服气他们。我说，同意我的观点我就留下来，不同意我就滚蛋，最后我一甩手走了。”

　　是摆老资格？是书生意气？还是政见分歧？张申府这“一甩手走了”就走出党组织58年，再没回来。

　　“唉！”张申府叹口气，摇摇头说，“以后赵世炎见到我向我提过两次，说希望我回到党内来，可我一直没回去。”

　　“那您后来做些什么事情？”我问他。

　　“主要是教书，我在广州时是大学教授，后来又在暨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做教授，一面教书、一面写些文章，主要是哲学方面的，也搞点翻译。”

　　“您的外语很好。”我说。

　　“还可以吧。”张申府惬意地笑了，“英文、德文、法文好一些。”

　　这时，张申府向我大谈罗素哲学思想的博大精深，言谈中他毫不掩饰对罗素的敬仰和崇拜，他说他在这些大学授课，一大重点就是讲述罗素的思想。

　　“抗战爆发后，我先是在武汉，后来在重庆……”

　　“以后周恩来和您还有联系吗？”我问他。

　　“当然，当然。”张申府连声说，“周恩来没有忘记我。我参加一二九运动后，清华大学解聘了我的教授职务，生活无着落。1938年我去武汉做军委政治部设计委员时，生活仍然紧张，工作经费也有困难。当时任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有意照顾我，还给我写了信。”

　　说完，他怕我不相信似的，竟自走到里屋摸索着拿出那封保存多年的信，现照录如下：

　　申府吾兄：

　　你呈部长(陈诚)两信，均经批回，其要点为：

　　一、每月所需经费，由渝经理分处按月照规定支付；

　　二、迁移费发五百元；

　　三、张委员至各处一行，旅费照发。

　　根据此批，我已令总厅会计室照办。经费自7月份起，月发一千元，在此处领七八两月共二千元，以后到渝按月领，请向总务厅直接接洽。迁移费亦照领。旅费俟兄规定行程后再领。

　　此复，即致

　　敬礼！周恩来（见《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59页）

　　周恩来写这封信的日期是1938年8月24日。

　　看完这封信，张申府对我说，1942年7月中旬，周的父亲在重庆病逝，他去吊唁。时隔不久，周恩来特意给他写信致意。接着，张申府又拿出周恩来的一封信给我看：

　　申府先生道右：

　　哀启者，先严弃养，承蒙友好姻亲多方吊唁，或劳玉趾，或辱瑶函，或赐挽章，或颂刍束，悼死慰生，无任铭刻。惟来以卧病之后，复当大事，心痛体弱，致未能一一登门踵谢，用答隆谊。惶悚之余，特函告罪，请恕失礼。哀此奉复，诸维矜察，并颂

　　道安！不一。

　　棘人　周恩来　邓颖超　哀 启

　　民国三十一年八月十四日（见《周恩来书信选集》，第222页）

　　张申府还告诉我，1940年在重庆，一次蒋介石召见国民参政会的部分参政员，蒋在会上大骂他“不但写文章反对政府，还在防空洞里反对政府”。不久，他的参政员被除名，接着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也被取消，薪金没有了。生活拮据，日趋困难，就在这时，周恩来出面让他在《新华日报》上办了一个《科学专页》副刊，每月送给他50块钱，以接济生活。

　　以后，周恩来又托徐冰给他送来延安产的一条毛毯和一件毛衣。

　　1958年，在香山碧云寺举行的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会上，张申府又见到周恩来，周恩来知道他长期研究罗素哲学，谈话中，周恩来高兴地对他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罗素又要来中国讲学了……

　　张申府感慨地说：“周总理没有忘记我……”他慢慢说道，“我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1973年章士钊的追悼会，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好说话，他托罗青长过来问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