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6月29日15:58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二
当然,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不可能对任何问题的想法都一模一样。特别是,当中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两人在有些问题上表现出有差异,甚至有分歧,那是很正常的。这种状况,在20世纪50年代表现得也比较明显。
总体来说,毛泽东无论在政治视野和战略眼光上,还是驾驭全局的能力上,要高于周恩来。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周恩来所以衷心钦佩并服从毛泽东的原因所在。但周恩来的周密和稳健,有时对毛泽东起着重要的补充作用。他们两人由于所处地位和工作岗位不同,看问题的角度、注意力的侧重点,有时也会有所不同。还有一点不可忽视:周恩来青年时代曾长时间地生活在日本、法国、德国等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新中国成立后他出国访问和参加会议的时间也比较多;而毛泽东除两次去苏联外,没有离开过中国。人的认识,总是多少会受到他的经验的影响,这也是构成他们认识上有时产生某些差异以至分歧的一个因素。
先说差异。
1956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一年。这一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胜利完成,而苏联模式在发展中已暴露出不少问题,中国领导人正在考虑如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走一条自己的路。这一年,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这篇重要著作,并成为同年召开的中共八大的基调;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他的着重点在调整各种关系,把一切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强调:“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完善。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他在这个报告中又说:“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技术和工艺规程,正在日新月异地变革”;“我想在这里稍微多说一点科学方面的事情,这不但因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因为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
以后,他在1963年的一次讲话中又说:“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比较一下,不难看出两人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上,在大的方面一致的同时,着重关注和强调的地方又有着微妙的差异。
但这里说的还只是差异,而没有说分歧。周恩来也强调要处理好各种关系,要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样,毛泽东也重视发展科学技术,提出技术革命的问题,而实现工业化是他终生追求的目标。但他认为,只有解决好生产关系问题,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因而他的侧重点往往放在这一方面。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两人在侧重点上有微妙的差异,但并没有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
明显的分歧表现在1956年至1958年的反冒进问题上。
1956年初,毛泽东提出在经济发展中“反对右倾保守主义”。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一次全体会议上说:“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当然反对右倾保守是主要的,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一洗,可能会清醒些。”
在这年11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在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说:“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发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我们觉得可以放慢一点。”“因为我们缺乏经验和知识,是在不断发现错误、修正错误的过程中前进的。一九五三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毛泽东显然不高兴了。五天后,他在同一个会上说:“要保护干部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我们曾经泼过冷水,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不也是促退吗?那个时候我们有个促退委员会。后头我们说不应该泼冷水,就来一个促进会。本来安排的是十八年,一个促进就很快。”但他还比较克制,没有对谁提出批评。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更尖锐地提出: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多快好省扫掉了,不要多了,也不要快了,“有些同志叫冒了”;另外两个东西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促进委员会。但他还没有点名。
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一开始就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他当众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检讨。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批评说: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语言,好做工作。周恩来再次作了检讨,主动承担了反冒进的责任。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和陈云又就反冒进问题在大会上作了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