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东北抗日联军【2】

　　二、全面抗战时期的周恩来与东北抗日联军

　　全面抗战爆发后，周恩来先后在武汉、重庆领导党的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抗战胜利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通过各条渠道，为恢复党中央和东北抗联的组织联系做出了巨大努力，并设法协助沟通在山海关内外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爱国力量之间的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和彭德怀曾就此事向金日成做过通报。金日成回忆：“有一年我访华时，周恩来和彭德怀对我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全县有许多全副武装的朝鲜青年要求我们把他们送到金日成部队去，但是当时的条件不允许，他们没能如愿以偿，被分配到华北义勇军去了”。[13]

　　全面抗战期间，尽管党中央和东北抗联始终没有恢复组织联系，但通过周恩来主持的《新华日报》和其他一些渠道，党中央的主要文件仍能时断时续的传入东北，成为抗联斗争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这其中也包括周恩来的著作和论述。1937年7月，在庐山谈判中，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通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抗日斗争的情况，高度评价了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这一指示当年就传到了东北，给予抗联同志以巨大鼓舞。杨靖宇曾委托魏拯民向金日成作了传达，金日成直至半个多世纪后仍记忆犹新。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魏拯民说，庐山谈判时，周恩来同蒋介石谈到了共产主义者在满洲、华北和朝鲜积极开展抗日活动的问题。我以满意的心情听了他的这段话。因为它意味着，中共中央正确地评价了朝鲜共产主义者在抗日战争中所占的地位，对由朝鲜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武装斗争寄予很大期望，并热切地希望得到他们的积极支持和协助”。[14]9月22日，作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标志之一，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周恩来草拟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一文件传到东北后，加深了东北抗日联军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理解和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理解，1938年6月27日，周保中致函北满临时省委书记金策，提议应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作为北满党组织的政治路线基础之一。[15]

　　1941和1942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入了长期相持阶段中最困难的时刻。在早已与党中央和内地战场失去组织联系、敌强我弱最为悬殊的东北战场，这些困难显得更加明显和深重。法西斯德国入侵苏联后，日本法西斯在东北的殖民统治也更加严酷。对此，周恩来十分关心，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收集研究了大量东北抗战的资料。在“九一八”10周年和11周年之际，周恩来两度为《新华日报》撰写社论，“以最大的关怀和眷念，遥寄给在苦难中的东北同胞和在苦斗中的东北义勇军”。[16]在这两篇社论中，周恩来指出了东北抗日斗争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意义：“东北是世界法西斯侵略战争最先爆发的火药库，但，也许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结束的场所，而目前又正是日寇企图进犯苏联的一个缺口。东北的得失，具有世界的战略意义”。[17]针对“东北流亡人士与关外的联系已一天天减少，东北青年流亡到关内来的尤其到大后方来的更一天天困难，关内的东北健儿正在各战线上为国血战，关外的义勇军处境日艰，且更难得到内地的接济和联系，而日寇又正以重兵控制东北，对人民肆行镇压和剥削，在人民中间悲观失望的和受其欺骗而生幻想的并非无人”[18]的特殊困难，周恩来强调要从东北沦陷最早最久的实际出发，清醒认识，“做更多的准备工作”。[19]但无论怎样困难，“东北问题，只是全中国问题的一部分，而且是有机联系的一部分。全国的困难解决，东北的困难也会跟着解决”。[20]在社论中，周恩来重申了全国人民的坚定信念：“抗战目的，是要达到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这就是说：起码要恢复九一八以前的状态，不赶走日寇出境，不恢复东北失地，决不能停止抗战。这是全国军民一致的呼声”。[21]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立场：“我们中共党人，历来是坚持自力更生抗战到底的方针。十年来，我们呼吁团结御侮，抗日救国。抗战后，我们更主张加紧团结，加强国力，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东北失地。在今天，我们更应强调自力更生，准备反攻，反对俯仰依人，反对悲观失望”。[22]

　　苏德战争的爆发，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新阶段，也给中国抗战带来了巨大影响。1941年6月29日，在苏德战争爆发1周年之际，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撰写社论《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的斗争》，阐述了中国共产党“运用我们站在东方反日本法西斯强盗的前线地位，联合东方一切反法西斯的人民民族和国家，结成更广大的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肃清一切反苏反共及对日妥协的有害思想，以打倒东方法西斯蒂头子的日本强盗”[23] 的对外立场和“我们应该乘机努力，加紧国内的团结，改善政治上的设施，克服经济上的困难，尤其是要加强军事的力量，国防的生产，以便一方面能有力的抗击敌人的进攻，收复一些据点，另一方面，在敌人果然北进时，我们也可配合友邦，实行反攻，击败敌人”[24]的对内立场。

　　周恩来的上述著作，不仅充分肯定了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和巨大贡献。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孤悬敌后、信息不畅的东北抗日联军来说，周恩来的著作和论述，使他们更加明确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基本立场和政策，认识了自己所从事斗争的价值，坚定了必胜的信心。因此，这些文章通过《新华日报》传入东北后，立即受到了抗联同志的认真学习和热烈拥护。1942年4月10日，周保中致函金日成和抗联5军政委季青等，指示：“如果你们那边能够经常得到‘新华日报’，你们应充分利用该报来作政治生活的参考材料。此间给你们抄送新华日报社论三件，其中一篇题为：‘加强党性的锻炼’，希望三人团（即道南党工作三人团，成员为季青、金日成、安吉——引者注）和B野营党委深刻研究，贯彻到每一个同志的认识中去，尤其是从来的东北党组织问题，值得我们根据这篇论文的原则精神来回味，来自我批评，来解决组织问题，来加强组织性和发展组织性。其余两篇‘九一八十年’和‘论苏德战争和反法西斯斗争’。虽然时间过去很久，但是论文的内容，有重要原则性，代表中共党中央的政治主张。这两篇也希望加以深刻的领会和作为目前生活中的政治参考”。[25]此后，周恩来的这两篇著作一直是抗联部队的主要政治教材，对抗联教导旅加强部队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自觉贯彻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政治路线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周恩来的著作同时，《随军西征见闻录》、《西行漫记》等书籍也先后传入东北。并成为抗联部队和东北地下党的政治教材。在以李兆麟为总指挥的抗联第三路军中，曾多次组织学习廉臣即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抗联战士因此对“周恩来为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国内各方军队之黄埔学生很多与周熟悉者。周恩来之勇敢、毅力之办事精神，黄埔学生对之仍有好感”[26]的革命事迹和品格、对周恩来这位“极有政治头脑的政治家” [27]开始有所了解。1939年6月15日，在李兆麟主持下，三路军总指挥部训练处发出关于党政工作的指示，指示在部队中悬挂或张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像。身在日伪监狱中的地下党员，在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组织学习传阅了日本《世界知识》杂志刊载的《西行漫记》片断，几十年后，翻译《西行漫记》并在奉天（沈阳）狱中流传的杨坚白仍对“周恩来骑着一匹大马的照片”[28]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