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文革”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4】

　　三、在推动开展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同时，周恩来对知青十分关心、爱护，尽力解决知青生产、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体现了他细致深入的工作作风和对广大知青的深厚感情。

　　知青上山下乡在推进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一部分知青思想动荡，不愿劳动；相当一部分知青生活不能自给，住房没有解决，有病无钱治疗；歧视、打击、侮辱知青的违法乱纪事件时有发生等。发现这些问题后，周恩来极为重视，并尽力予以解决。

　　设立知青工作的领导机构。周恩来很重视下乡知青的管理问题。1964年，遵照他的指示，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改为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兼任组长，以加强对知青工作的领导。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及有安置任务的区、县，也都整顿、充实办事机构，调配一定数量的专职干部。到 1965年 4月，全国安置工作部门的行政编制总数已达到 6000人。知青工作机构的逐步建立，对于推进上山下乡，解决下乡知青遇到的一些问题，起了积极作用。

　　重视对知青的业余教育，关心知青的精神食粮问题。关于下乡知青的教育问题，周恩来说：“事先要有动员教育工作，小学毕业不能升学的，你要不给他劳动教育，有个两三年准备，他怎么能下乡劳动啊！十二、三岁的孩子不能去，要给他准备，要给他一定的农业生产技术。对这些人从平时的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就得准备。”（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62页。）为满足下乡知青的学习要求，他提出在城市开办劳动后备讲习所，鼓励在农村推广业余教育。按照他的要求，每次安置工作会议都要专题讨论研究下乡知青的业余教育问题，每次发文都会对此提出新的要求。周恩来格外重视在乡知青的精神食粮问题。1963年 10月 18日，他在《中国青年》杂志创刊 40周年联欢晚会上提出：今后每年要有大量知青上山下乡，这就需要解决他们的精神食粮问题。1965年 2月 28日，他又提出：“《中国青年》杂志最好是面向农村，这样就可以供应青年精神食粮了。要使下乡青年有政治、有经济、有文化、有军事这四项主要的精神食粮。这是一个伟大光荣的任务，青年团要担负起来。”（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63—64页。）

　　关心“出身不好”的下乡知青。从20世纪 60年代初开始，注重家庭成分的倾向严重起来，一部分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的知识青年，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周恩来在多个场合的讲话中批评了这种倾向。1963年，针对有人质疑下乡知青典型侯隽的家庭出身问题，周恩来明确表态说：“我们是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不要让孩子背家庭包袱。”（ 侯隽主编《知青心中的周恩来》，第 83页。）1965年 7月，他在新疆石河子接见上海知青代表，在得知知青卓爱玲因自己出身资产阶级家庭有些难为情时，周恩来告诉知青们：“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社会关系的人，都要看他们现在的表现和立场。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741页。）周恩来的讲话发表在各大报刊上，对当时“出身不好”的知青，无疑是很大的鼓励。

　　选派带队干部照顾知青。考虑到下乡知青多数是刚从学校毕业的青年学生，在异地他乡独立生活会遇到种种不便和困难，1963年周恩来在听取工作汇报时，提出动员城镇选派一定数量的干部带领青年下去，帮助安置地区做好安置和巩固工作。根据他的指示，中央下发的有关文件规定：“由城市配备好适当的带队干部，一起和他们下农场落户，至少是在农场工作一个时期，帮助农场做好对这些来场落户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6册，第 600页。）在知青转向以插队为主之后，中共中央又在1964年把这项措施纳入《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要求城市方面“适时派出干部协助生产队进行巩固工作”（《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8册，第 45页。）。

　　周恩来及时发现知青上山下乡中出现的问题并力所能及地予以解决，缓解了知青遇到的困难，也缓解了上山下乡遇到的阻力。这是这一时期知青工作开展较为顺利的一个重要因素。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段历史已经结束，但周恩来对知青工作的重视，对广大知青的关心、爱护，以及他亲切朴实的形象却依然长久地留在千百万知青的记忆中。

　　﹝作者张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